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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要梗概：
　　华兴队曾是大连四强之一，因球队管理者离开，球队陷入困境。陈育麟决定接管球队，为提高球队水平，设计请来原中华青年会足球队前锋王毅洪为教练。
　　深陷困境的华兴队重整旗鼓，冲破重重阻碍，在各大足球赛会中，以顽强的精神和不俗的战绩激励着深陷日殖统治的父老乡亲，用足球谱写一段传奇。
　　
　　详细梗概：（6232字）
　　一九八五年八月七日，国际足联柯达杯世界青年锦标赛复赛在大连举行，国际足联主席若昂.阿维兰热在大连举行记者招待会，高度赞扬大连人为足球事业所做的贡献。记者招待会后，球赛在大连体育场举行。龙尚鸿老人坐在观众看台上，环顾赛场四周 热情的球迷、场上紧张激烈的对抗让老人回忆起五十多年前笼罩着战争阴云的年代，那些由足球承载的凄美又令人无比激动的故事。
　　一九三一年初秋的一个下午，大连运动场正进行着一场足球赛，对垒的两支球队是中华青年会足球队与大连日本三菱足球队，激烈紧张的比赛同时，沈阳城内一队队日本兵集结待发，满铁公所内也聚集了全副武装的日本浪人及开拓团的青壮年男子。当晚十时许，日本铃木守备旅偷袭东北军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便发出第一份抗日宣言，宣言传单不仅赫然贴在关东军司令部门口，而且也传遍东北三省各城市，给沦陷区的东北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大连中华青年会率先响应，决议发起东三省足球大赛，向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殖当局抗议示威，不料，寄出的邀请函被查获，满铁不但不允许足球大赛的召开，还向中华青年会发出刁难，以“实事关系，中华二字已属不合”为由，勒令中华青年会更名为大连青年会，继而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取缔青年会下设的晨光足球协会。日殖当局的专横跋扈以及身边同胞的无助、屈从和消极、懦弱，令体育干事王毅洪为自己未来的人生之路以及焦土之城的故乡的命运感到迷茫、困惑。他决定去北平，寻求方向和答案。
　　为协助关东军加强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新任关东州最高长官武藤信义主张从日本引进有管理经验的官员。此时，正逢满洲帝国体育联盟在新京成立，借此机会，松冈向武藤推荐日本蹴球协会的上井玄道来大连就任关东州足球协会会长。上井玄道曾就读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回国，放弃优越的银行工作，进入大日本蹴球协会，同时执教拓殖大学足球俱乐部。他热衷挑战，尤其是那些前人没有接受过的挑战。因此，虽然他对中国不感兴趣，但他选择接受这份挑战。到大连不久，大连足球联盟在旅顺成立。足球联盟的成立意味着职业足球联赛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但同时，中国人原本在体育界仅有的自主权也被日本人收到了手里。
　　流亡关内四年后，王毅洪回到大连，便联络原中华青年会的几名主要负责人，针对大连当前时局以及体育发展现状，众人决意继续推动大连华人足球运动发展。在华商庞睦堂等人的支持下，一处特殊的足球中心在小岗子市场尽头的一处院落里诞生了。自晨光足球协会被取缔，低迷了好一阵子的大连足球爱好者们再次齐聚一堂。此后，这栋小屋既是王毅洪等人研究讨论足球战术的教练室，也是大连诸多球员、球迷来此放松的休憩室，饱受殖民统治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踢上几脚球，说说关乎足球的乐子，无论怎样的困难、委屈和羞辱，都会烟消云散。不知哪天，有人还给这间小屋取了个独具大连特色的名字“海蛎子俱乐部”。
　　此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日殖当局进一步推行奴化政策，大连的足球环境越来越恶劣残酷。因大量主力队员外流，大连几支强队阵容削弱，走向低谷。昔日热闹的海蛎子俱乐部也变得冷清。这一天，华兴足球队组织者王温厚迫于生计，决定去黑龙江谋生，并欲将华兴队托付给老球迷陈育麟等人，临走前，人们在海蛎子俱乐部为王温厚送别，实际上，大家也想借此机会好好聚聚，聚会中，人们说起当前大连足球颓废恶劣的环境，感叹不已，王温厚师傅因对华兴万般不舍而凄然泪下。王毅洪见此情景，本想宽慰大家，却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平日里滴酒不沾的他当晚大醉。第二天醒来，酒劲儿还没过去，陈育麟等人便前来商议华兴队的重建，王毅洪一时不明所以，海混子告诉他，前一晚，当着所有人的面，王毅洪承诺接管华兴队，不仅接管，还表示定将华兴打造成一支战无不胜的球队，王毅洪疑惑不已，他不相信理智谨慎的自己会说出如此大话，但无论他怎样质疑，几个老球迷始终众口一致，最后，陈育麟老人一时气急还说了狠话，这让王毅洪抛开所有疑惑，毅然决定重建华兴足球队。多年后，陈育麟等人承认，当时的确设计逼着王毅洪接管华兴，可如果王毅洪不将计就计，又怎能让曾被大连足球人亲昵地称谓“小孩队”的华兴，日后成长为大连的一支强队呢！
　　华兴重建不久，因缺乏配合和统一的战术思路，自然难以发挥水平。几次友谊赛中，华兴队都是屡战屡败，如此战绩，让那些喜欢华兴并对其寄予厚望的父老乡亲们失望至极。球队的士气明显低落，甚至有几名队员退出华兴。尽管陈育麟等老球迷帮着找到几名球员补充进来，但在王毅洪心中，华兴队里的核心灵魂球员还没出现，这样的球员，可以决定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引领一支球队前行。直到有一天，龙尚鸿的出现，如同夜空中的一颗明星，再次照亮王毅洪内心的希望。也许是命运使然，自此，深陷人生困境的几个人和一支落败的足球队，几条平行并行的生命之线终因足球会和一起，虽然他们的信仰和人生道路截然不同，但他们相互依赖、相互支持，一路向前。
　　几年的时间，通过与隆华、工华等强手们的多次较量，切磋球艺，再加上王毅洪的认真调教，华兴在技术、战术方面得以极大的进步，重整旗鼓的华兴终于开始焕发生机。
　　一九四零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也恰逢日本皇纪二六零零年，为了庆祝，关东州新任最高长官梅津美治郎决定举办一次大型杯赛，当时满洲第一富豪、满铁总裁特意在日本国内打造一座银奖杯，将其命名为“满铁总裁杯”，并告诉大连诸球会，谁胜利就把这座奖杯送给谁，日殖当局极希望用一场胜利的足球赛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因此，对即将到来的足球赛非常重视，日本官方媒体关于这场足球赛的报道铺天盖地。关东军部特意向上井玄道强调这场足球赛关系到帝国的荣誉，要求其执教的满铁队全力以赴，打出一流水平。
　　杯赛在大连运动场举行。首场比赛，华兴的对手是大同队。此次比赛，金范伍视其为向日本人表明衷心的绝佳机会，而这个机会的前提就是大同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赢首场。为此，金范伍除了特意按照日本国家足球队队服的颜色设计大同球队球衣，还在比赛前找到王毅洪，恳求华兴队“要输掉比赛”，首场比赛的赢家必须是大同队。然而，金范伍的恳求被华兴队当成了耳边风，最终的比赛结果，华兴队以7：0赢了首场比赛。接下来，大同与满洲国足队争相上演了给日本送球的闹剧。然而，几支华人球队却不吃这一套，最终， 隆华队获得冠军捧得总裁杯，而华兴队仅以一球之差获亚军并凭此结果打进大连四强。满铁总裁杯赛的首场失利让金范伍和他的满州国预备队在日本人面前颜面尽失，没过多久，为此怀恨在心的金范伍就以非法集会为名头将“海蛎子俱乐部”向足球协会告发。然而，让金范伍摸不着头脑的是，对海蛎子俱乐部的告发非但没得到什么好处，反遭大连足球协会会长上井玄道一顿痛斥。原来，满铁总裁杯赛上，大同的送球表演太过拙劣，不仅让上井玄道懊恼不已，也让许多日本球迷大为不满，批评这种一边倒的比赛毫无观赏性。比赛第二天，《满洲日日新闻》体育版发表一篇名为《阴暗的战局》报道，文章中讽刺这次比赛，同时也借机抨击令日本深陷战争泥潭的日本军阀。这篇报道出自上井玄道的好友大河原之手。看了这篇文章的梅津美治郎大怒，下令征召大河原入伍。上井玄道为好友送行，酒到微醺时，上井笑着说也许不久也会收到一张“死亡召唤”。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日本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举行盛大的“出阵学徒壮行会”，大雨中，约2.5万名适龄学生持枪列队， 6.5万名尚未达到服兵役年龄的学生为其送行。当天，在大连运动场，几所日本学校高举校旗列队为“学徒出阵”助威。
　　“学徒出阵”过后没几天，日本神户中学足球队便给华兴队下了战书，这也许是日本学生最后的一场足球赛了，因为不久他们也会应征入伍。比赛日期就选定在日本的纪元节，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以及亚洲战局中渐呈颓势，因此，这次比赛对大连的日本人和神户中学的日本学生的意义和影响便显得极其重大，连关东军也出面对足联施压：这场比赛，务必让神户中学完胜华兴球队，为此，足球联盟董事长山冈除了向华兴球队施加压力，甚至还在赛前找浪人打伤华兴门将范文昌。
　　纪元节之战在大连运动场举行，为给华兴助威，陈育麟等球迷号召众多大连人前往体育场观看华兴队比赛。以至于，为阻止华兴队的支持者到场观看他们的比赛，当局决定提高入场票价，这对当时的大连人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支持者仍然到场观看，有些人买不起票，就偷偷溜进去。比赛结果，华兴队以2:1战胜被日殖当局寄予厚望的神户中学。赛场上，失败的日本学生有的忍不住失声痛哭。看着全场为华兴的胜利欢呼的大连民众，在主席台观战的梅津美治郎气急败坏。枪杀华兴球员或者把他们送进监狱倒是很容易，但未免很难看，那就让华兴队与日本队再进行一场比赛吧，这次比赛，华兴队必须输!
　　为打赢这场比赛，日本人决定派出一支最强的球队，这支球队由关东军官兵、满铁日籍工作人员及从日本国内急招来国脚本田长康等几名国家队球员组成，在赛前进行为期十四天的集训，由关东洲最高长官梅津美治郎亲自督导，上井玄道任教练。相比日本球队的优越待遇，华兴球员的境遇简直是天壤之别。不仅生活、工作被监视和刁难，更有甚者，警察冲进主要球员家里，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押其家人，威胁球员们想清楚“赢”将意味着什么。为实现其把足球变为宣扬法西斯主义工具的初衷，日殖当局要求大连中央放送局对这次比赛进行直播。足联选了教会里的一名丹麦人做这场决赛的裁判。为让比赛万无一失，丹麦裁判被关东军部召唤，并命令他在有争议的时候必须作出对日本队有利的裁决。
　　十四天的集训就要结束，此间，大河原从前线寄来一封信，因为要面临宪兵的信件审查，所以大河原在信中除了以他独特的幽默调侃战争，更多的是对上井的鼓励和安慰。信中，大河原还讲了一个日本寓言——传说中，开得最漂亮的樱花一定是用尸体养育出来的。无数个为国效忠而死的日本武士都被埋在樱花树下，所以，现在的樱花都是粉红色的，那是被鲜血染红的。白色的日本樱花真的再也没有了吗？大河原在信的结尾问道。
　　比赛前两天，成百上千的海报出现在大连商店的窗户和墙上，大连的大街小巷中充满了一种异样的气氛，虽然人们希望华兴球队赢，但他们也意识到，如果日本人输了，将会对华兴队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仅是一场足球比赛。
　　赛前的一天夜晚，上井玄道来到海蛎子俱乐部，陈育麟等老球迷以为上井前来俱乐部的用意是为了威胁华兴抑或探问华兴的战术，面对众人的敌意，上井独自喝起酒，几杯酒过后，上井对王毅洪说起此行的本意，在他的内心深处，纯粹的足球是不应该被沾惹政治气息的，所以，这次来海蛎子俱乐部，除了谈及足球，没有其他。上井问及王毅洪为什么华兴能在如此艰难的境况中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王毅洪告诉上井，足球不仅仅关乎生死，足球超越生死。
　　决赛前，一封来自北平东北中学的电报在华兴队中传阅，东北中学是流亡的东北学生在北平成立的中学，电报中，除了热烈的祝贺之外，还有两首歌的歌词和曲谱，一首《松花江上》王毅洪轻声哼唱起来，华兴队球员们流着泪跟着哼唱，另一首《血盟救国军军歌》，王毅洪提议，赛前仪式上，尽管足球联盟要求奏日本国歌，但华兴队将在心里唱响这首军歌。
　　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比赛在大连运动场举行。当天，运动场座无虚席，警察、宪兵、荷枪实弹的关东军包围了整个体育场，而赛场两边，受邀而来的记者，都在紧张地做着准备。中央看台上到处都是日本和满洲旗帜，下方坐着日本官员。观众将看台挤得水泄不通。日本球员们一步入球场，现场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日本球员行了标准的日本鞠躬礼，看台上的支持者们给予了回应。华兴队入场，他们在场地中央排成一队，与那些健壮的日本队员相比，华兴队队员毫不起眼。日本国歌奏响，队长范文昌突然挽起身边队员雷毅的胳膊，雷毅似乎明白了什么，他挽起身旁史厚洋，紧接着，华兴队队员们一个接一个挽起手臂，闭上双眼，他们在心底里唱着血盟救国军军歌——“起来 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去唤醒全国民众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起而杀敌 起来 起来 我们要团结全国民众 去战斗 战斗 战斗！”
　　比赛哨音响起，日本队强悍的进攻很快就被瓦解，华兴队占了上风，上半场比赛结束，华兴队就以1：0领先。山冈对此很是恼火，他找到王毅洪，并威胁华兴队如果输掉比赛，就能得到奖赏，否则……下半场对决，是应该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竭尽全力击败日本球队，还是应该故意放水，丢掉自己的尊严与荣誉？王毅洪看着眼前的队员，说道：强盗们怎么能懂得足球的真正意义？足球能让人们忘却战争的残酷、阴郁，给人们带来超越世俗和纷争的希望和意义。同时，足球比赛也是一种抗击侵略者的艰苦战斗，到了紧要关头，足球形同喷着烈火的武器，超越比赛的意义。我们赤手空拳，没有枪没有炮，但依然要向侵略者发出愤怒的吼声，我们背负的不只是自身的荣辱和成败，更是为了身后每一个活在屈辱下的同胞，为他们赢回民族尊严！
　　重新回到体育场，华兴队再接再厉，尽管被日本队铁卫给史厚洋的肚子凶狠地来了一脚，让他直接失去战斗力，但当比赛进行到第七十分钟时，雷毅将反弹到自己面前的皮球补射送入了日本队的球门。没过多久，又通过一脚直接任意球将比分锁定在5：2直到终场结束。
　　大连运动场的中国观众本来死气沉沉，人们在被逮捕、囚禁甚至死亡的威胁下，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当看到华兴队拼死决战的时候，在爱国主义精神和惊人的勇气支撑下的大连民众，开始声嘶力竭地为华兴队加油助威，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在这一刻肆无忌惮地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足球比赛，这是一场对入侵者的战争！
　　比赛结束的哨音刚响起，梅津美治郎便阴沉着脸起身离场，上井玄道站起身，他默默注视着台下，远处，带领队员正欲离场的王毅洪转过身，此时，两人的目光相遇，上井玄道微微扬起嘴角，颔首向王毅洪致意。
　　几星期后，海蛎子俱乐部遭查封，没及时脱身的王毅洪被日殖当局以“扰乱东三省为目的，组织政治秘密结社，策划种种阴谋”的罪名抓捕入狱，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一辆汽车将王毅洪与其他五名共产党人由大连刑务支所秘密押至旅顺刑务所绞刑室，当天下午二时左右，王毅洪被秘密执行绞刑。
　　此次日本队的失败也改变了上井玄道在关东军眼中的地位。不久，上井即被征召入伍，被派遣到满洲东宁第一国境守备队。离开大连的前一天，上井特意来到“海蛎子俱乐部”，小屋已经被查封，屋子里一片狼藉，上井将地上的黑板扶正，黑板上还残留着战术图，上井久久地凝望着。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国抗联教导旅随一部苏军第三八四师步兵师、第一零六筑垒守备队、三十九军独立炮兵营，向东宁要塞发动猛攻。夜晚，独立炮兵营调来二百八十毫米重炮轰击胜哄山要塞。八月三十日，关东军第一国境守备队司令官鬼武五一少将率领九百零一名日军走出胜哄山要塞，向苏军投降。至此，二战最后一战，终于在东宁落下帷幕。中国抗联教导旅的战士们扑倒在祖国大地上，大声喊道：我们回来了。
　　硝烟渐渐散去的东宁阵地，龙尚鸿上尉捡起阵地上滚落的一只足球，翻到最后一页，上井玄道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战争给人带来痛苦，足球永远给人以快乐，明天，明天一定会是个踢球的好日子吧。
　　四十年后，秋日的一个下午，大连体育场里，几名学生正在踢球，龙尚鸿走进体育场，他在场边坐下，静静看着不远处踢球的少年。一只足球被踢飞场外，滚落龙尚鸿脚边，龙尚鸿捡起足球，猛然间，龙尚鸿回想起从前，昔日的华兴队队员们仿佛就在眼前，范文昌、雷毅……他们在球场上飞奔、传球、凌空跃起、射门，快乐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