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梗概
- 作品正文
【本作品已在华语剧本网版权保护中心进行版权登记，登记2016-Q-03928】
人物简介：
详细梗概：（420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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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幕话剧《特科!特科!》故事梗概
1976年1月周恩来已进入弥留之际。一日，他将工作人员叫到自己身边。工作人员伏在周恩来身边，将耳朵紧贴着周恩来的嘴巴，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眼泪一串串地落了下来……据说，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在这危机时刻，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科：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特科开始下面设三个科，一科后称总务科，主要职责是为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租赁住房，布置开会场所，营救被捕中央负责同志，建立联络点以及负责收殓被敌人杀害的同志遗体，料理家属生活等等，科长洪扬生。二科是情报科，该科主要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在做法上，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深入敌人要害部门，搜集各种情报，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破坏敌人的阴谋，科长陈赓。三科是行动科，负责抢救被捕同志，打击罪大恶极的叛徒。该科下面设有手枪、盒子枪武装的“红队”，也叫打“狗”队。其成员都是从上海工人中和各苏区红军中，选调一些机智勇敢、枪法最好的特等射手组成，专门负责打“狗”(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工作，科长顾顺章(兼)。以后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成立了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其任务是负责党中央同各根据地、红军和各省委的无线电台联系，水陆交通线的联系，科长李强。
1928年初，中统的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刚刚建立，就把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作为其工作重点，他们决定在上海建立情报机构和行动队伍。但党务调查科尚在草创阶段，既缺乏特务工作经验，更缺乏得力骨干。为物色上海机关的负责人，党务调查科主任陈立夫、与张道藩都煞费苦心。这时，担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想到了他那位同乡杨登瀛，并将他引荐给了陈立夫和张道藩。
杨登瀛生性豪爽、卓有才干，参加过五卅运动，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也帮助共产党地下组织做过一些事情。当杨剑虹代表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式提出要杨登瀛入伙时，他犹豫了，一时拿不定主意。他不情愿当侦探反共的特务。中共特科总负责人周恩来得知这一情报后，敏感的发现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通过共产党员陈赓做工作，让他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此后，国民党最早的特务组织里，就被中共特科打进去“楔子”。
杨登瀛第一次接受党务调查科的任务，是由杨剑虹介绍去见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钱大钧，办理要求英国巡捕房派人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的手续。但是关于搜捕地址，杨登瀛事先却不知道。当杨登瀛跟随杨剑虹伙同巡捕房前去一处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抓人时，他才知道搜捕的地址是在马立新村。因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人员早已转移，巡捕房的这次行动扑了空。当找到了一些文件，证实了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在这里活动过。
事后，陈立夫专程赶到上海，亲自去现场考察了一番。并见到了干练的杨登瀛，并对他非常赏识，但是要将极其重要的上海侦探工作交给他，开始时还是不敢完全放心的。要让杨登瀛充分发挥作用，取信于敌是一个关键。中央特科总负责人周恩来指示特科帮助杨登瀛尽快取得敌特机关的信任。
陈赓有选择地向杨登瀛提供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如公开宣言、传单之类，至于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每一期都优先送杨登瀛10份，让他拿去报功。同时，陈赓也供给杨登瀛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报，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这样，杨登瀛既可以作为取信于敌特机关的资本，又可以以此去迷惑敌人。
杨登瀛刚 “出山”，就接连提供有“价值”的文件和情报。对党务调查科的工作表现得非常卖力，使陈立夫等人打消了对他的戒备心理。
张道藩找到杨登瀛，希望杨登瀛帮助利用黑道的关系替他“黑办”了政敌，搬掉绊脚石。因此，杨登瀛赢得了张道藩的信任。不久，张道藩接任陈立夫当党务调查科主任，正好给杨登瀛撑起一把政治保护伞。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杨登瀛的要求是，打通租界巡捕房的关节，与巡捕房政治部建立密切关系。国民党要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必须通过租界当局，因此需要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并且将逮捕的共产党人及时向上海国民党当局引渡。
中央特科也要求杨登瀛将巡捕房政治部作为工作重点。中共中央机关就隐蔽在租界内，对中央机关构成直接威胁的正是巡捕房。只有从巡捕房及时获得情报，才能有效地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
正好巡捕房也想利用杨登瀛帮助办案。巡捕房看重的是杨登瀛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并且，英国巡捕房还发现，在与日本人明争暗斗时，杨登瀛可以作为帮手。当时，英国与日本在上海的矛盾尖锐。日本在四川北路驻军很多，英国人深感威胁。兰普逊探长知道杨登瀛是一个日本通，既精通日语，又是日本问题专家，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还得借助于杨登瀛。巡捕房对杨登瀛深信不疑，并且对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
杨登瀛这个特情关系建立之后，国民党军警机关或巡捕房要对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采取行动之前，特科一般都能在敌人动手之前获得情报。敌特机关的好几次搜捕行动接连扑空。
陈赓考虑如果每次都让敌人扑空，杨登瀛难免暴露。在与有关的同志商量后，为了掩护杨登瀛的情报工作，特科有时也故意留下一些机关或布置一些机关让敌人去破坏，再让他们搜到几份无关紧要的文件或者党内报刊，以增加敌人对杨登瀛的信任。中央特科为杨登瀛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为了提高杨登瀛的地位，陈赓请示特委批准后，给他买了一辆汽车。于是杨登瀛经常神气活现地驾车出入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公安局、警备司令部以及巡捕房等地，给人的感觉是来头更大了。
1928年8月，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特派员杨剑虹告诉杨登瀛有一个叫戴冰石的人可以利用。这人在机会成熟时会提供重要情报。前几天在平凉路书店抓了几个共党“嫌疑分子”就是他提供的。杨登瀛凭他的经验立刻意识到：这个戴冰石就是秘密自首的叛徒。次日，戴冰石就已经主动找上门来了。他是来找杨登瀛求情的。要求将亲戚小姨子放掉。这个叛徒愁云满面，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对杨登瀛说：“这几天我老婆日夜和我吵闹不休，找我要人，务必请杨先生帮帮忙吧！”
杨登瀛立即将情况报告陈赓。中央特科又进一步详细调查，证实戴冰石确实是破坏平凉路的内奸。为了避免叛徒继续危害组织，红队奉命立即采取行动。几天之后有人在湖北路安东旅馆附近发现了戴冰石的尸体。
不久，杨登瀛被蒋介石正式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在此之前，杨登瀛的那位同乡、党务调查科总干事兼驻上海特派员杨剑虹因为贪污公款东窗事发，自杀身亡。于是陈立夫将上海方面的反共情报工作完全交给了杨登瀛。
杨登瀛这个驻上海的特派员位置虽不显眼，但权力极大，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要抓什么人，要杀什么人，基本上都可由他决定。
陈赓与，杨登瀛在浦江轮船上一番深谈后，正式确定了杨登瀛“双重间谍”的身份，两人约定每个星期在外滩接一次头，同时陈赓还给了杨登瀛一个秘密电话，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随时联络。
中共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央政治局委员澎湃等5人在新闸路中央军委城关开会时被捕。杨登瀛在澎湃等被捕前2个小时才得到消息，已经来不及通知陈赓了。但他很快查明:出卖澎湃的是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党组织得知后，让杨登瀛带一个彭湃熟悉的人进了兰普逊的审讯室，用暗号告诉他:党组织准备在他们引渡给国民党当局途中劫车。不料，敌人的囚车突然提前2小时启动，营救工作宣告失败。4天以后，澎湃等被害在龙华……白鑫自知罪大恶极，便逃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家里藏身，同局已答应尽快送白鑫到意大利留学。
周恩来密令中央特科一定要杀掉大叛徒白鑫。为此，杨登流登门拜访了范争波，摸清了白鑫准备去意大利的确切的时间，就在白鑫动身的那一刻，中央特科红队的枪手在范争波家门口打死了白鑫。此后，特科利用杨登瀛还挖出了好几个出卖党组织的叛徒。杨登瀛成了共产党叛徒的灾星。
一天，淞沪警备司令部白云观侦缉队在旅馆里抓住了一西服革履的人，他被关押几天后，突然大喊大叫，要自首，要见“大头目”侦缉队便请杨登瀛帮助审问。西服革履的人立即招供了自己的身份：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并交代了一些情况。当晚，杨登瀛向陈赓做了汇报。陈赓派出特科成员刘鼎一起参加审问、拍照，最终确定了叛徒身份。杨登瀛对警备司令建议：留着利用价值不大，枪毙算了。几天后，叛徒被枪毙。
1928年底，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跑来上海紧急求援：青岛市委负责人王复元去武汉出席共产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散会后，党中央让他带回拨给山东党组织的活动经费1000元大洋。被他贪污、挥霍。事隔一年后，王复元来到省委的秘密联络点“集成石印书局”。说要去上海党中央，并编排了一个军委准备买枪弹的故事，拿走2000元钱。此后，邓恩铭知道了这件事，经与上海的党中央联系，知道此事是子虚乌有。便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指示，动员王复元退款。此后，青岛党组织多次找王复元催款，不想，王复元才开始还见面，后来到处躲藏，面都难见了。在此情况下，经省委研究，决定将王复元以贪污错误严重为由，将其开除出党。王复元得知自己被开除党籍后，心声不满，怀恨在心，竟然投降了敌人，他叛变后，在敌特的支持下，组织了“捕共队”，自己担任了 “捕共队”队长。四处抓捕共产党员，给山东的地下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仅潍坊一个地区，就有几十名共产党员被抓。山东省委不得不多次转移，侥幸保全下来。
周恩来立即决定特科派人去山东，除掉叛徒王复元，张英请缨自己去执行任务，没想到刚到青岛，便被蹲守的特务抓获。他机智逃跑后，到烟台隐蔽起来，周恩来又指示陈赓派出两名特科队员前往支援。最终在济南鞋店将叛徒击毙。王复元成为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因为贪污腐化被开除党籍、处决的党员。
1931年4月25日，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负责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幸亏这一消息由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首先获悉，他匆匆赶到上海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党中央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各机关转移。年底，周恩来等中央及特科主要成员撤离上海，奔赴苏区或者去苏联。张英等继续坚持在上海，
1933年春，因环境恶劣，临时中央前往苏区。次年，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中华全总党团被敌人破坏。上海秘密电台随即全部被敌人破获。张英等特科成员先后被敌人抓捕，英勇就义。其他人员分头到中央苏区、苏联、天津等地继续坚持工作。1935年9月中央特科结束。
杨登瀛解放后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成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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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幕话剧《特科!特科!》故事梗概
1976年1月周恩来已进入弥留之际。一日，他将工作人员叫到自己身边。工作人员伏在周恩来身边，将耳朵紧贴着周恩来的嘴巴，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眼泪一串串地落了下来……据说，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在这危机时刻，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科：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特科开始下面设三个科，一科后称总务科，主要职责是为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租赁住房，布置开会场所，营救被捕中央负责同志，建立联络点以及负责收殓被敌人杀害的同志遗体，料理家属生活等等，科长洪扬生。二科是情报科，该科主要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在做法上，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深入敌人要害部门，搜集各种情报，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破坏敌人的阴谋，科长陈赓。三科是行动科，负责抢救被捕同志，打击罪大恶极的叛徒。该科下面设有手枪、盒子枪武装的“红队”，也叫打“狗”队。其成员都是从上海工人中和各苏区红军中，选调一些机智勇敢、枪法最好的特等射手组成，专门负责打“狗”(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工作，科长顾顺章(兼)。以后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成立了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其任务是负责党中央同各根据地、红军和各省委的无线电台联系，水陆交通线的联系，科长李强。
1928年初，中统的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刚刚建立，就把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作为其工作重点，他们决定在上海建立情报机构和行动队伍。但党务调查科尚在草创阶段，既缺乏特务工作经验，更缺乏得力骨干。为物色上海机关的负责人，党务调查科主任陈立夫、与张道藩都煞费苦心。这时，担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想到了他那位同乡杨登瀛，并将他引荐给了陈立夫和张道藩。
杨登瀛生性豪爽、卓有才干，参加过五卅运动，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也帮助共产党地下组织做过一些事情。当杨剑虹代表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式提出要杨登瀛入伙时，他犹豫了，一时拿不定主意。他不情愿当侦探反共的特务。中共特科总负责人周恩来得知这一情报后，敏感的发现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通过共产党员陈赓做工作，让他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此后，国民党最早的特务组织里，就被中共特科打进去“楔子”。
杨登瀛第一次接受党务调查科的任务，是由杨剑虹介绍去见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钱大钧，办理要求英国巡捕房派人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的手续。但是关于搜捕地址，杨登瀛事先却不知道。当杨登瀛跟随杨剑虹伙同巡捕房前去一处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抓人时，他才知道搜捕的地址是在马立新村。因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人员早已转移，巡捕房的这次行动扑了空。当找到了一些文件，证实了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在这里活动过。
事后，陈立夫专程赶到上海，亲自去现场考察了一番。并见到了干练的杨登瀛，并对他非常赏识，但是要将极其重要的上海侦探工作交给他，开始时还是不敢完全放心的。要让杨登瀛充分发挥作用，取信于敌是一个关键。中央特科总负责人周恩来指示特科帮助杨登瀛尽快取得敌特机关的信任。
陈赓有选择地向杨登瀛提供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如公开宣言、传单之类，至于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每一期都优先送杨登瀛10份，让他拿去报功。同时，陈赓也供给杨登瀛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报，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这样，杨登瀛既可以作为取信于敌特机关的资本，又可以以此去迷惑敌人。
杨登瀛刚 “出山”，就接连提供有“价值”的文件和情报。对党务调查科的工作表现得非常卖力，使陈立夫等人打消了对他的戒备心理。
张道藩找到杨登瀛，希望杨登瀛帮助利用黑道的关系替他“黑办”了政敌，搬掉绊脚石。因此，杨登瀛赢得了张道藩的信任。不久，张道藩接任陈立夫当党务调查科主任，正好给杨登瀛撑起一把政治保护伞。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杨登瀛的要求是，打通租界巡捕房的关节，与巡捕房政治部建立密切关系。国民党要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必须通过租界当局，因此需要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并且将逮捕的共产党人及时向上海国民党当局引渡。
中央特科也要求杨登瀛将巡捕房政治部作为工作重点。中共中央机关就隐蔽在租界内，对中央机关构成直接威胁的正是巡捕房。只有从巡捕房及时获得情报，才能有效地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
正好巡捕房也想利用杨登瀛帮助办案。巡捕房看重的是杨登瀛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并且，英国巡捕房还发现，在与日本人明争暗斗时，杨登瀛可以作为帮手。当时，英国与日本在上海的矛盾尖锐。日本在四川北路驻军很多，英国人深感威胁。兰普逊探长知道杨登瀛是一个日本通，既精通日语，又是日本问题专家，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还得借助于杨登瀛。巡捕房对杨登瀛深信不疑，并且对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
杨登瀛这个特情关系建立之后，国民党军警机关或巡捕房要对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采取行动之前，特科一般都能在敌人动手之前获得情报。敌特机关的好几次搜捕行动接连扑空。
陈赓考虑如果每次都让敌人扑空，杨登瀛难免暴露。在与有关的同志商量后，为了掩护杨登瀛的情报工作，特科有时也故意留下一些机关或布置一些机关让敌人去破坏，再让他们搜到几份无关紧要的文件或者党内报刊，以增加敌人对杨登瀛的信任。中央特科为杨登瀛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为了提高杨登瀛的地位，陈赓请示特委批准后，给他买了一辆汽车。于是杨登瀛经常神气活现地驾车出入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公安局、警备司令部以及巡捕房等地，给人的感觉是来头更大了。
1928年8月，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特派员杨剑虹告诉杨登瀛有一个叫戴冰石的人可以利用。这人在机会成熟时会提供重要情报。前几天在平凉路书店抓了几个共党“嫌疑分子”就是他提供的。杨登瀛凭他的经验立刻意识到：这个戴冰石就是秘密自首的叛徒。次日，戴冰石就已经主动找上门来了。他是来找杨登瀛求情的。要求将亲戚小姨子放掉。这个叛徒愁云满面，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对杨登瀛说：“这几天我老婆日夜和我吵闹不休，找我要人，务必请杨先生帮帮忙吧！”
杨登瀛立即将情况报告陈赓。中央特科又进一步详细调查，证实戴冰石确实是破坏平凉路的内奸。为了避免叛徒继续危害组织，红队奉命立即采取行动。几天之后有人在湖北路安东旅馆附近发现了戴冰石的尸体。
不久，杨登瀛被蒋介石正式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在此之前，杨登瀛的那位同乡、党务调查科总干事兼驻上海特派员杨剑虹因为贪污公款东窗事发，自杀身亡。于是陈立夫将上海方面的反共情报工作完全交给了杨登瀛。
杨登瀛这个驻上海的特派员位置虽不显眼，但权力极大，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要抓什么人，要杀什么人，基本上都可由他决定。
陈赓与，杨登瀛在浦江轮船上一番深谈后，正式确定了杨登瀛“双重间谍”的身份，两人约定每个星期在外滩接一次头，同时陈赓还给了杨登瀛一个秘密电话，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随时联络。
中共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央政治局委员澎湃等5人在新闸路中央军委城关开会时被捕。杨登瀛在澎湃等被捕前2个小时才得到消息，已经来不及通知陈赓了。但他很快查明:出卖澎湃的是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党组织得知后，让杨登瀛带一个彭湃熟悉的人进了兰普逊的审讯室，用暗号告诉他:党组织准备在他们引渡给国民党当局途中劫车。不料，敌人的囚车突然提前2小时启动，营救工作宣告失败。4天以后，澎湃等被害在龙华……白鑫自知罪大恶极，便逃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家里藏身，同局已答应尽快送白鑫到意大利留学。
周恩来密令中央特科一定要杀掉大叛徒白鑫。为此，杨登流登门拜访了范争波，摸清了白鑫准备去意大利的确切的时间，就在白鑫动身的那一刻，中央特科红队的枪手在范争波家门口打死了白鑫。此后，特科利用杨登瀛还挖出了好几个出卖党组织的叛徒。杨登瀛成了共产党叛徒的灾星。
一天，淞沪警备司令部白云观侦缉队在旅馆里抓住了一西服革履的人，他被关押几天后，突然大喊大叫，要自首，要见“大头目”侦缉队便请杨登瀛帮助审问。西服革履的人立即招供了自己的身份：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并交代了一些情况。当晚，杨登瀛向陈赓做了汇报。陈赓派出特科成员刘鼎一起参加审问、拍照，最终确定了叛徒身份。杨登瀛对警备司令建议：留着利用价值不大，枪毙算了。几天后，叛徒被枪毙。
1928年底，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跑来上海紧急求援：青岛市委负责人王复元去武汉出席共产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散会后，党中央让他带回拨给山东党组织的活动经费1000元大洋。被他贪污、挥霍。事隔一年后，王复元来到省委的秘密联络点“集成石印书局”。说要去上海党中央，并编排了一个军委准备买枪弹的故事，拿走2000元钱。此后，邓恩铭知道了这件事，经与上海的党中央联系，知道此事是子虚乌有。便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指示，动员王复元退款。此后，青岛党组织多次找王复元催款，不想，王复元才开始还见面，后来到处躲藏，面都难见了。在此情况下，经省委研究，决定将王复元以贪污错误严重为由，将其开除出党。王复元得知自己被开除党籍后，心声不满，怀恨在心，竟然投降了敌人，他叛变后，在敌特的支持下，组织了“捕共队”，自己担任了 “捕共队”队长。四处抓捕共产党员，给山东的地下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仅潍坊一个地区，就有几十名共产党员被抓。山东省委不得不多次转移，侥幸保全下来。
周恩来立即决定特科派人去山东，除掉叛徒王复元，张英请缨自己去执行任务，没想到刚到青岛，便被蹲守的特务抓获。他机智逃跑后，到烟台隐蔽起来，周恩来又指示陈赓派出两名特科队员前往支援。最终在济南鞋店将叛徒击毙。王复元成为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因为贪污腐化被开除党籍、处决的党员。
1931年4月25日，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负责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幸亏这一消息由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首先获悉，他匆匆赶到上海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党中央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各机关转移。年底，周恩来等中央及特科主要成员撤离上海，奔赴苏区或者去苏联。张英等继续坚持在上海，
1933年春，因环境恶劣，临时中央前往苏区。次年，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中华全总党团被敌人破坏。上海秘密电台随即全部被敌人破获。张英等特科成员先后被敌人抓捕，英勇就义。其他人员分头到中央苏区、苏联、天津等地继续坚持工作。1935年9月中央特科结束。
杨登瀛解放后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成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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