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深秋某天，重庆素心文化传播公司经理卢玉波，王茂久到北京找到吴世平和我，说他们要拍一个知青电影《红月亮花灯》，想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请我帮助审看剧本，协调播出。我看了剧本后提出意见，一是知青题材很敏感，政策尺度不好把握；二是知青题材太陈旧，现在的观众没人关心，再搞不合时宜；三是剧本还很不成熟，要进行大的修改。建议他不要拍。但卢玉波热情很高，决心很大，表示一定要拍，并邀请我参与电影的拍摄。我推脱不掉，只好答应。经过对剧本仔细研究后，我提出了修改意见。一、淡化文革背景和政治事件，不要牵涉政治问题；二、不对知青运动、知青整体进行评价，只是讲述几个知青个人的感情生活和命运；三，原剧本只是单纯写了几个知青的感情生活，主题太单调，人物太单薄，社会意义不大。如果把他们的个人命运和民歌命运扭结在一起，把他们的爱情与友情搭建在当地具有独特风格的民歌基础上，从继承、保护、挖掘传统的优秀文化艺术这个角度入手，人物就能立起来，主题就能得到升华，电影就有了厚度，就有了与其他知青题材不同的独特风格。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着手对剧本进行修改。其间，我数次应邀到重庆，帮助他们进行修改。数易其稿后，我觉得剧本已基本达到拍摄要求，同意投入拍摄。拍摄完成后，我在北京审看了剪辑完成的样片，大失所望。导演完全没有理解剧本而是按照自己的设想另搞了一套，拍出来的影片和剧本大相径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政策尺度没有把握好，政治上有问题，审查肯定通不过；其次是对故事发展、人物关系、人物命运进行了改变，人物的结局经不起推敲，缺乏逻辑性；三是有些情节、细节、场景，画面处理的太粗糙，太随意，完全达不到电影艺术、技术的基本要求，距中央电视台播出标准差距太远。我当即表态：这样的东西肯定通不过广电总局审查，我也没办法拿到中央电视台。卢玉波也很失望，问我能不能进行挽救。我说要挽救只有两个途径，一是补拍，二是重拍。经过审看素材，能用的不到五分之一。补拍已不可能，只有重拍一条路了。而当时卢玉波资金已经耗尽，重拍是不可能了。我只好遗憾的对卢玉波表示：吃一堑长一智，权当交学费了。
　　时间又过了一年，某天卢玉波突然又到北京找到我，说要重拍《红月亮》。我感到很意外，问他资金从哪来？班子怎么组？卢玉波说：他把房子做抵押贷款，他自己当导演。我觉得他简直是异想天开，天方夜谭。房子卖了可以变钱，但你连电影是什么东西都没搞清楚，白板一块，怎么当导演？多少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业有成的本科生、研究生初出茅庐都不敢独立执导，你连电影最基本的基础知识都没有，完全是个门外汉，怎么导演？万一再搞砸了，那就是倾家荡产，再也翻不了身了。但卢玉波热情很高，信誓旦旦的保证能做导演，邀请我做影片的艺术总监，把控整个影片的艺术质量。我实在不好意思挫伤他的积极性，只好答应。于是再一次到了重庆。
　　由于卢玉波连电影最基本的基础知识都没有，我只好从电影最基本的知识开始讲起，包括主题的挖掘，故事的叙述，人物的塑造，影片的风格，节奏的把握，情绪的掌控，场面的调度，镜头的运用，画面的构图，每场戏的重点在哪里，这场戏和下一场戏怎样衔接，剪辑点在哪里等等，凡是电影涉及到的东西事无巨细全部讲到，恶补导演常识。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这是直接上的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课程，既就是导演系研究生的老师也没有我讲的这么细，这么具体。我感到吃惊的是，卢玉波艺术悟性很高，接受能力很强。凡是我讲过的他都能吸收消化，而且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创造性地应用到实际拍摄中。我们又对剧本进行了反复研讨，精心打磨，使得主题更加深化，故事发展更加跌宕起伏，情节设置更加合理，人物更加丰满。尤其是对几个主要人物的塑造进行了仔细推敲，对演员的表演也提出了要求。譬如王麦根总的要求是“收”，压低姿态，要不是表演的表演。纪光明则是“放”，要放开演，要表现出知识青年的青春靓丽的朝气。静茹则是“真”，要表现出她对爱情、友情的真诚，真心。冉启培则是“正”，要反派正演，凛然正气。菊香则是“变”，前后要有明显的变化。
　　尽管卢玉波表现出了很强的接收、理解、消化能力，但毕竟是口头传授的空对空，是纸面上的东西，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具体的拍摄上。为了检验学习成果，验证导演能力，卢玉波接拍了第一个微电影《女兽医相亲》，以后又拍了微电影《爸爸的江湖》《重生》。出人意料的是这三部微电影都得了奖。由此看，卢玉波确有导演天赋，他也是信心爆棚。但我仍然担心，微电影毕竟是影视小儿科，与综合艺术要求很高的电影有天壤之别。当我看到他提供的剧组组成人员时，这种担心更加了一层。剧组人员几乎都是从未参加过电影拍摄的生手外行。就凭这些人能拍出来电影？我疑虑重重。卢玉波却信心十足地对我说：王老师，我就是要带这些人拍出获奖电影。我只能一笑了之。拍摄过程一波三折，历尽千辛万苦。当剧组来到拍摄地酉阳县时，却受到当地政府和一些社会人士的误解，说剧组是骗子。当地宣传部一位领导特意给乡镇打招呼，要他们不要接待剧组。而县里某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故意制造矛盾，给摄制组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拍摄工作更是历经艰难。剧组进驻的是几乎与世隔绝的一个古老的土家族山寨，居住在村委会提供的办公室。没有床，剧组的人大部分打地铺。当时已近深冬，山里气温低，晚上几个人挤在一起取暖。更要命的是从开机的第一天起直到杀青几乎天天下雨，剧组出不了外景，只好把许多外景戏改到室内拍，这也是导致影片外景戏相对薄弱的原因之一。由于剧组人员业务生疏，不善于沟通协调，现场混乱，矛盾频出，几次濒临停拍……本来我是居于幕后，不愿意越俎代庖影响和干涉导演的创作。但有几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在现场喊起来……在拍摄陷于停顿时，我又出面组织剧组开会，鼓舞士气，坚定信心，鼓励他们坚持拍下去，绝不能半途而废。
　　等到拍摄工作全部完成在北京进行后期制作时又出了问题。由于前期准备工作不到位，后期制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初剪出来的样片与我们最初的设想相差甚远。卢玉波数次从重庆来到北京住在剪辑室附近现场监督剪辑。我也数次到剪辑室，一场戏一场戏，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指导剪辑……等到最后制作完成，经过总局审查通过拿到公映许可证时，已经是五个月之后的事了。
　　影片完成后，内部观影时得到业界人士的好评。一个电影学院毕业的资深导演说：我拍了上千部影视作品，但没有一部能达到《红月亮》的水平。在佳木斯十八省市知青专列组织的观影时，更是得到了知青观众的热烈欢迎。我也对《红月亮》做出了评价，认为影片尽管存在着许多不足，但瑕不掩瑜，仍然是近期拍摄的为数不多的好电影之一。我尽管写过，拍过，审过许多电视剧、电影，但没有一部像《红月亮》这样涉足这么深，参与时间这么长，耗费心血这么多。但我认为是值得的，无怨无悔，乐此不疲，因为我也曾是知识青年，因为我们搞了一部好作品。
　　影片里的红月亮代表着纯真的爱情与友情，而电影《红月亮》则凝聚着众多人的心血，寄托着无数人的希望。但愿红月亮越升越高，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