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天湖  农场  野浴

　　深夜，手机响了。
　　传来日本话：“もしもし maoxi,maoxi（喂，喂）”
　　我愕然一怔，忙用日本话反问：“どなたですか。Dounatadeisiga？（哪位呀？）
　　传来颤抖苍老的声音：“そう、急にお邪魔して、申し訳ないで、私は石井sowu、kiunioujiamaximasi、maoxiwakainayidei、wadaxiwayixiyi（是呀，突然打搅，真是对不起，我是石井）”）
　　我用日本话敬语问道：“ 石井先生は、何か御用ですか。Yixiyishensheiwa、nannikagouyoudeisiga（石井先生有何贵干？）”
　　“そう、私の娘の病気、病気がひどい、早く死んで、彼女はあなたと話を言いたい！sowu、wadaxinaomusimeinaobiaoki、biaokigahyidouyi、hayakuxiendi、kanaojiuwa anadatouhanaxiouyiyitaiyi（是这样，我女儿病了，病得很严重，快死了，她想同你说说话！）”
　　一听这话，我一头雾水，深更半夜，一个日本老人，说他快死的女儿，要同我说话，这不是活见鬼吗？我突然感到事情蹊跷，手足无措，沉入思考。
　　我中止了讲话，对方座机传来嘶嘶啦啦的盲音，显然，对方也在思考。
　　少顷，又传来那老人的声音：“すみません、お手数ですが、ご興味のない話かもしれないsimimashen 、outeizhideisiga、 gouxiuminaikamaoxileinai（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也许您没有谈话的兴趣！）”老人干咳了一声，声音有些凄哀。“私の娘はあなたを知ってwadaxinao musimeiwa anadaou xidei（我女儿认识您。）”
　　“ご令嬢の名前は何ですか？oujiaosamanamaiwa nandeisiga？（令嫒叫什么名字？）”我急忙问道。
　　“すぐわかったsguwakadei（马上就知道了）”
　　稍后，传来微弱的女人的声音：“刘先生吗？”
　　我说中国话：“是我，您是哪位？”
　　“啊，野弟！”对方抽泣了，“你让我找得好苦哇，我是你该痛恨的表姐呀！”
　　“啊，是她！”我的头嗡一下子，手机差一点儿掉在地上。霎时间，我天旋地转，不知是在梦里，还是在清醒的人间？原来是她——我生命中刻骨铭心的女人！一个亲手把我送进大牢的妖精！
　　妖精的原名叫姚静。文革开始时，她是中文系大五级应届毕业生，我是化学系大四学生，按大学的规矩，我应该叫她学姐。我们曾在校广播站共过事，她做广播站站长、兼播音员，我在她领导下，任理科部记者。
　　北大聂元梓的造反檄文，被御批为“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后，消息传到我校，群情激愤，一时间，揭露校党委的大字报，贴满了校部主楼。
　　本人出身贫苦家庭，从初中时代起，就靠着人民助学金，交伙食费和学杂费，才得以顺利完成了中学和完成着大学学业。党和人民对我不薄，况且我从五七年反右斗争，就获得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基层党组织及其领导者就代表党，反对他们就是反党。党对我有恩无仇，我没有丝毫理由恩将仇报地去造校党委的反。
　　所以，运动一开始，我就是铁杆的保皇派，并且是捍卫红色江山红旗野战军（简称红野）的发起人之一；而姚静却一马当先造了校党委的反，成为学校红色造反大军（简称红造大）的副司令，兼任宣传部长、负责红造大的广播站。
　　两派在对待校党委革与保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对立，很快由文斗升级到武斗，两派各占一座大楼，成为与对方抗衡的大本营。
　　双方小股冲突不断发生，起初，武斗只限于冷兵器格斗，棍棒加砖瓦石块。当时，最能激化矛盾的是，双方互相抓人、打人。那时，被抓、被打的都是对方恨之入骨之人，其中，包括双方组织的头头、武斗黑干将、大喇叭广播员和善写攻击性大字报的黑笔杆子。
　　一天中午，从我们总部占据的校印刷厂地下室，传来刑讯的鞭挞声和叫骂声。
　　我下楼一看，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被捆在梁柱上受刑，白色汗衫遍布着一道道血痕。一看是女人，我便动了恻忍之心。
　　“行了，点到为止，放人吧，”我利用自己在红野中的领导地位，发出了半命令式的劝阻。
　　“好人谁不会当？你没看看是谁，就讲情！”一位伏天还穿军大衣的刑讯者，扯起女人头发扬起她那红肿的脸，我大吃一惊，竟然是姚静！
　　姚静被抓、被打，按当时判别是非的标准，是情理中的事情，理由是绝对充分的！
　　其一，她是对立面的头头；其二，她嘴狠，作为大喇叭广播员，她骂起对方来，语言犀利、咬牙切齿、用心歹毒，入木三分；其三，她手狠，不仅是武斗干将，而且是打人凶手。几天前，我大军两位被抓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险些丧命，刑讯者的主力队员，竟然是这位漂亮的靓妞。
　　所以，我大军对她早就恨之入骨，暗地里称她为“妖精”。这种称呼与谐音无关，而与她的相貌和禀性有关。论长相她非常漂亮，有一种东洋式的妩媚，论禀性她翻脸无情，有一股武则天和慈禧般的霸气和狠毒，这才是她成为“妖精”的理由。
　　这次，她被抓、被打，应该说是咎由自取、恶有恶报。可是，一个漂亮女孩儿被打，我总是看不下去。
　　这是我后来在这个女人身上接连犯错的肇始，直至身陷囹圄、锒铛入狱。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话说当时，我对刑讯者，撒了个大谎，悄悄地对他说：“给我个面子，她是我表姐！”
　　姚静一听这话，挖了我一眼，绝没有丝毫感谢的意思。
　　“好吧，送你个人情，算她拣了个大便宜！”他狠狠地抽了她一鞭子，很不情愿地为她松绑。
　　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好人做到底，惟恐她途中再挨揍，一直护送她到“敌占区”。
　　“回去吧，再往前走，你也有危险，”她冷冷地说，“今天，你不应该为我讲情！你别以为，我会感谢你为我说情，你错了！我原来很欣赏你的文笔，可是，你今天的表现，令我很失望！”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你以为这是对我的关照吗？我会感谢你救命之恩吗？不，决不！路线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来不得半点感情用事。退一步讲，就是谈感情，也是一路线为标准：亲不亲，线上分！假如你认为，你选择的路线是正确的，你就应该誓死地捍卫它，横扫一切害人虫！你为反对你的路线的敌对者讲情，这算什么？如果不说是叛徒，至少也是叛徒性格！我最瞧不起这种人！”
　　当时，尽管我的极左思潮已经可以，可是我面对如此僵硬的徒有人形、不具人性的阶级斗争的活工具，我还是惊讶得呆若木鸡。
　　在支左的军、工宣传队进驻学校后，校内两派实现了大联合，筹备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欲结合的领导干部重新审查。为此，在军、工宣传队领导下，成立了清队审干组，并派出外调人员，去核查有关干部的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
　　说来，也是命运捉弄人。
　　我受军、工宣传队的明令指派以及本派的暗自委托，竟然与姚静分配在一个外调组，要远离学校、深入到安徽和浙江腹地，对一位准备出任校革委会副主任的领导干部进行全面调查。
　　于是，我就很不幸地与姚静一起，开始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外调生活。孤男寡女，不同背景、不同派别、不同性格、不同目的，在六十日夜外调中，能平静无事吗？（请看续一）
　　
　　魂归山海（小说）
　　
　　（续一）
　　我们这次外调的任务，就是为学校成立“三结合”革委会遴选干部，彻底调查清楚被遴选对象的经历、家庭和社会关系。
　　审干办公室让我和姚静在查阅档案基础上，提出外调提纲、地点、单位和取证人。
　　被调查对象叫万家奇，浙江定海人，曾在国统区杭州建国中学和浙江大学读过书，而且又处于可以参加反动党团特的年龄段。
　　所以，我确定两个调查的重点：第一，此人是否隐瞒参加反动组织问题？其次，此人隐瞒直系亲属的重大历史问题？
　　临行前，审干办公室正主人工宣队员曲高扬和副主任军宣队员宋彪，召见了我和姚静，一方面听内查的情况汇报，同时，确定外调地点、单位和个人。
　　在进审干办公室之前，姚静从楼梯口就喊我：“野兵！”
　　我回过头，很绅士地向她招招手，等她走近前时，我笑着问她：“你叫我什么？”
　　“野兵啊！”她忽闪着大眼睛，反问道：“怎么？不妥吗？这可不是骂人的话呀！”
　　这的确不是骂人的话，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对方称我们为“野驴”，从“野驴”到“野兵”，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消除恶骂之意；不过，这绝不是尊敬和亲切的称呼，犹如国民党不称解放军为“**”而叫“共军”一样。
　　“常言道‘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而事不行’，咱们在一起共事至少得两月，所以，首先，得解决称谓的问题”我虽然说得很轻松，但是一本正经的。
　　“你说什么？两个月！那么长？妈呀，愁死人啦！”女孩子一旦动用感叹词，表达情感的时候，就是一只母老虎，也会温柔成一只小猫。“你说，咱们该怎么称呼？”
　　“很简单，咱们就直呼其名吧！”
　　“不行、不行！我的名字早已被你们红野叫成妖精了，我正打算改名；以后，欢迎你第一个叫我的新名，现在不行！”
　　“那就叫你司令吧，别介意，这只是个称谓，以后，怎么称呼，看咱们相处的情况再定吧。”
　　姚静很敏感地，忙说：“你说‘看相处的情况再定’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我们谁也不希望别别扭扭地过两个月吧？如果闹到那个地步，那可就真像你说的，愁死人啦！不单你愁死了，怕是我也活不成了！”我一脸严肃神色，慢慢吞吞地说：“这次出差，我可不是吓唬你呀，不死也得扒层皮！”
　　“你什么意思？希望我打退堂鼓吗？”
　　“我的意思是，对这次外调的艰苦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时要涉水下乡，有时要登山爬岭，你有过这类经历吗？”
　　“啊，是这样啊，”虽然她比平时老实些了，但口气依然很大：“在我的人生词典中，还找不出‘怕’字来！”
　　“嗬，口气还不小呢！”我暗想：“别看你在大城市大学校园里，像一只骄傲的彩凤似的，只要你步入艰苦环境，恐怕你连一只土鸡都不如！”
　　如今回忆起来，在文革期间结识姚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我平凡生涯中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它是我人生暗淡光阴中的一个亮点。
　　但是，当时我却很怕她。有了相当人生阅历之后，我忽然明白：一个男人怕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决不是真正毫不相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这里斗胆照猫画虎：“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惧，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怕”。
　　我所以怕姚静，是因为我们曾有过交往，我很在意与她的交往，希望不要因为我个人的短处，影响这种交往。我怕她的根本原因，是她太强势，她很漂亮、很聪明、很任性、很刁蛮、很霸道，这样的女人恰恰地对 懦弱的男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如今，天赐我与姚静的交往的机会，我要千方百计地在处理好与她个人的关系的前提下，出色地完成这次外调的政治任务。所谓处理好我与她的个人关系，就是决不能把关系搞僵，如果做不到使她非常满意，对我刮目相看，至少也不惹乎她生气。
　　这就是我当时的心理的活动，至于她当时的心理活动，我就不得而知了。
　　读者一定会关心，小说开头时提到的我与姚静打电话的事。
　　她在病势垂危之际，究竟急于想与我谈些什么？甚至会对她“忽然”变成了一个日本老头的女儿，也会感到十分诧异……这些问题，容待我在适当时机逐一回答，
　　我在这里最想说的是，这篇小说是她的殷切的恳求下动笔的，甚至连小说的标题都是她拟定的。她要通过网络把珍藏多年的与我外调期间的日记传给我，作为我写作的重要素材。只可惜那本日记，是从我们到达第一个外调点杭州以后开始的。在这之前姚静的心理活动，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黑匣子，我只能凭她当时的言行妄加猜测了。
　　言归正传，我们的合作刚开始，就在外调地点上产生了分歧。
　　我主张把调查的重点放在安徽军天湖劳改农场，因为万家奇的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知情人，有几个都在那里服刑；姚静则主张把调查的重点放在杭州和定海，理由是两地分别万家奇的求学和出生地。
　　军宣队员宋彪毫无保留地支持姚静。
　　他说：“是不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在于是否选择艰苦的外调环境，外调不是劳动下放，你小刘出生于农村，早已习惯于那里的艰苦生活条件；可是，小姚一直生活在大城市，一下子，让她深入条件极其艰苦的劳改农场，我担心她会吃不消的！即使小姚本人境界高，可以服从组织的安排，但是，组织不能不为她的身体和安全考虑呀！”
　　这番洋溢谄媚之情的发言，实在有失军宣队员的水准，尤其使我反感的是，他在讲话过程中，那双色眯眯的眼睛，不时地偷看姚静穿着白凉鞋的美足，我暗想：“这个家伙，一定有恋足癖！”
　　那个年月，无论起初是保皇派，还是造反派，到后来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管你是工宣队还是军宣队，就是皇上二大爷来了，只要言行相冲，就会撞击得火花四溅。
　　“宋主任，你这番话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请问，在你的心目中，是外调任务本身重要，还是关爱外调人员重要？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就哪也别去了，干脆在家呆着吧！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在家千日好，出门处处难嘛！怕难，能出门办事吗？”
　　“你用这种口气，是跟谁这么讲话哪？”宋主任忽地站起来：“你作为大学生，会不会说人话？”
　　“宋主任，请你把最后一句话，再重复一遍！”我毫不示弱地喊道：“一个字不漏地再重复一遍！”
　　“好啦，打住吧！”曲师傅大声喊道：“说事儿，不就是讨论外调地点吗？外调地点服从于外调任务，别的都不要考虑！我郑重强调，这次外调必须严肃认真对待，不许任何人玩忽职守、敷衍塞责，开出的外调介绍信，必须封封都要有外调结果！”
　　这次会议，我彻底得罪了军宣队那个姓宋的，后来，因此倒了大霉。
　　“野兵，你可别得意太早啦！”姚静哈哈大笑，笑得阴阳怪气的，忽然又高傲起来：“别争了，你说到哪就到哪，我跟你去！那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你姓刘的敢去，我姓姚的也敢去，只要你不存心害我就行！”
　　看来，姚静只是说说大话而已，好像并没有真生我的气，我为此暗自高兴；同时，我又感到有不可推诿的保护她的责任，可她必将成为我的大累赘呀！（请看续二）
　　
　　魂归山海（小说）
　　续二
　　我和姚静出发前，审干办工、军宣传队的领导，又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进行例行的思想教育。
　　那天，我和姚静不约而同地采取当年红卫兵的标准着装：一身草绿色军装，一双黄胶鞋。我当时是什么形象，没有照镜子，不得而知；姚静显得英姿飒爽，活脱脱的红卫兵形象。
　　曲师傅打量我们一眼，说声：“好！”，又拎一拎小姚的旅行袋，眉头微皱一下：“不行，带的东西太多，上山下乡不方便！”
　　他又拎一拎我的旅行袋，说：“这还差不多，你都带些什么？”
　　我回答一条长裤、两件衬衫、短裤和背心各两件，外加洗漱用具。
　　“好，”曲师傅说：“小姚你带的东西多，得淘汰一些，向小刘看齐！”
　　“女孩子嘛，啰嗦多一些，还是多带些备用吧！”曲师傅对我的态度，似乎使宋彪心里不太舒服，他不失适宜地讨好姚静：“我命令小刘，在途中，你与小姚交换提行李，你替她拿旅行袋！”
　　“是！”我以军训中学会的标准立正姿势，喊道：“坚决完成任务！”
　　这是我在后来外调途中，一直认真遵照执行的“命令”。当时，宋彪对我带有几分玩笑和豪爽的表态，反映出意想不到的敏锐和反感。
　　没等审干办正主任曲师傅叮嘱，宋彪冲锋在前，抢先发言。
　　他说：“你们即将出发了，这是一次非常光荣而有严肃的政治任务。你们这次外调，离开领导独自活动，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时时刻刻地警告自己，一定要深刻地认识到，这既是一次严肃审干的阶级斗争，又是一次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灵魂深处的革命。你们一定得以斗私批修的实际行动，来向军、工宣传队领导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他惟恐我们（其实，特指我本人）不明白他的炫外之音，索性把话说得更直白：“说实话，要不是老曲的坚持，我是不同意，让你们孤男寡女成双地外出的。你们原党委程书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说了许多错话、做了许多错事，可以说，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但是，他有一句话并没有错，那就是让你们坚持‘八年抗战’！小刘，你知道‘八年抗战’是什么意思吧？”
　　“明白！”我回答，暗自骂道：“你他妈的，龌龊！你就明说，不许我对姚静耍流氓得了，何必还去玷污那些已经够烦人的大道理呢？”
　　“好吧，准备动身吧！”曲师傅见苗头有些不对，连忙打圆场：“小刘，你是男子汉，遇事要多担待些，要照顾好小姚。远离学校，独自活动，遇事要多动脑筋，大胆灵活的处理，一定要确保安全！”
　　宋彪连忙插话：“确保安全，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身体安全；一个是灵魂安全，别做出格事儿，败坏品德，影响校誉！”
　　“真他妈的不是个物，话一到他嘴里就变味！”我正要发作，见曲师傅给我递眼色，只好忍了。
　　我从心里钦佩曲师傅，他是吉林化工学院毕业生，曾任汽车厂动力车间主任，虽然只有35岁，按年龄还算是我们老大哥；可是，论为人处世的成熟和老辣，可算得上我们的好师长。以他的学识、品德和经验，我认为他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果不其然，他后来曾出任汽车厂某个分厂的厂长，还荣膺全国“五一”奖章。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组织上信任你们，放开手脚干吧”曲师傅没再给姓宋的说话机会，拎起姚静的旅行袋走出办公室，边走边说：“时间不多了，快去赶火车吧！”
　　我从曲师傅手里接过了姚静的旅行袋，他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悄声说：“一路顺风！”
　　“曲师傅对你不错呀！”下楼的时候，姚静对我说。
　　“宋彪对你也不错！”我苦笑着说：“你比我幸运，没有被人看是‘假想敌’！”
　　“算你有自知之明！”姚静说：“人都说，我这个造反派胆大包天，这两天我算见识到了，你这个反军派更是无法无天，你这个小大学生，竟敢斗解放军的大营长！”
　　“狗屁！”我不屑地说：“我敬仰的是学识和品德，而不是什么吓人的头衔。”
　　就在这时候，宋彪跑下楼来，要抢我手里姚静的旅行袋，我往旁一躲，说：“我正执行首长的命令，一路给姚静拎包，请别妨碍我执行公务！”
　　“嗬，你这个家伙，还真不好惹呀！”他突然换了另一副嘴脸，嬉皮笑脸地说：“你可别忘了，我的另一道更为重要的命令呦！”
　　“没忘，不就是‘抗战八年’吗？”我也故作不正经的，说道；“我想请教宋主任一个问题，您不介意吧？”
　　“不介意，”他犹豫一下，“好，你说！”
　　“我今年23岁，看您的相貌很年轻，您不比我大吧？”
　　“当然比你大喽，比你虚长六岁！”他突然觉得我的话，有点不大对劲儿，忙问：“咦，你问这个干什么？”
　　“听说您是陆军学院的毕业生，对吧？我算了一笔账：按正常高考年龄，一般不超过20岁报考，本科生五年、研究生三年，这就是这所大学内定的不许谈恋爱的‘抗战八年’，满打满算也不能超过29岁，”我故作认真地说：“所以，我乐观地估计，您的‘抗战八年’已经胜利地结束了，您有追一切女孩子的权利！可有一宗，您必须得是单身，家里有空编，否则，没戏！”
　　“你什么意思？”他的脸忽地变成茄皮色：“放肆！”
　　他瞬间的表现，使我确信，他家没有空编，否则，不会老羞成怒！
　　这时，曲师傅手扶楼栏杆往下喊：“小宋，请上来开会！”
　　宋彪这才很不情愿地上楼，我猜他是特意来给姚静送行的，一见我殷勤地给姚静拿行李，便醋意大发，这才引发这场毫无意义的口角。
　　“啊呀，真是一对天敌吆，见面就掐！”姚静幸灾乐祸地说。
　　“不用你美，你的麻烦，还在后头呢？”我反唇相讥，暗想：“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根本不是什么天敌，而是宋彪假想的情敌！”
　　
　　其实，我太天真了，在那个阶级斗争白热化的年代，被视为情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在暗中被人瞄上，被你意想不到之人、甚至被你心仪之人瞄上，被当做隐藏的阶级敌人，一点一滴、日积月累地收集你的黑材料。
　　作为故事第一号主人公和叙事者，我在整个故事演进过程中，对各种人物（尤其是姚静）的内心活动，处于盲人骑瞎马的摸索状态。
　　我们的故事，写到外调第一站杭州，写法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年，姚静在杭州开始写外调日记了；恰好几天前，姚静又给我发来了那本日记，于是我决定，故事的叙事者就由我一人包揽，发展到由两个人轮番发言。
　　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原本同一件事物，两个人看法上的分歧之大，有时近乎于风马牛不相及的荒唐程度。在那个灭绝人性的时代，问题出在视角的差别，一切温情和善意，都会被当时流行的观点扭曲得完全相反。
　　看过姚静的日子后，我心里一阵阵发冷，浑身一阵阵发麻，我竟然忘记了当下的时空，忘记了我是在写当年的回忆录，忘记了那是姚静悔悟后敢于袒露灵魂的日记，我又沉浸在当时境况之中，心头充满了愤慨和悲凉！（请读续三）
　　
　　魂归山海（小说） 续三
　　杭州岳坟。
　　我们外调的第一个取证人叫万家瑞，她是万家奇的亲妹妹。原来是浙江文史馆的馆员，最近下放到岳坟景区当保洁员。
　　我们见她的时候，她刚被游斗回来，满脸污垢、披头散发，胸前挂着打红叉的游斗牌子，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万家瑞。
　　万家瑞突然出事，必将影响到万家奇的前程，进而牵涉到我校紧两大派。万家奇是姚静所在的红造大，力挺进新生红色政权的亮相干部；而我所在的红野兵团，则千方百计要把他拉下马。而今，他妹妹成为现行反革命，万家奇进革委会的愿望，将要成为泡影了。
　　这消息来得突然，姚静的脸色十分难看；她斜睨我一眼，发现我没有一丝得意的表现，亲切地笑着说，由你主问我记录。
　　当地群专负责人，让我们稍等一下。稍微整容的家瑞，竟然是个相貌清秀的姑娘，年龄与我们相仿。
　　例行调查完毕后，姚静坐立不安，还想做点什么，可又无计可施；我知道她想做什么。
　　我半是出于好奇，半是急姚静所需，又提出一个附加问题：“你交代一下，你现行反革命的罪行吧！”
　　姚静这才安静地坐下来，给我做询问记录。
　　“罪行，你们也问我罪行？”姑娘冷笑一下，说：“罪行就是莫须有，像岳王爷一样冤枉！”
　　“严肃一点！”姚静厉声喊道：“你要端正态度！”
　　“事件本身就不严肃，让我怎么严肃？”万家瑞说：“要说我有罪，就是溜须拍马罪，拍马没拍好，拍到马蹄上了！”
　　“此话怎讲？”我问道。
　　“我可以如实地说吗？”万家瑞反问道。
　　“当然如实地说了！”我严肃地说：“说吧！”
　　她以杭州特有的口音，讲着很动听的普通话，让我们听到一个啼笑皆非的故事。
　　原来，她是原单位的战宣队的骨干，经常编导一些节目，有一次她听到游行的红卫兵高唱着：“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决心，今天要死，就死在这个战场上，嘿，杀！”
　　当时，她觉得这首歌雄伟、悲壮、豪迈；只是歌词略显简单，想补充一下，作为演出节目。
　　后来，听说那是林副统帅说的话，于是，她就找到补充歌词的灵感，想顺势加上颂扬林彪的内容。在原来歌词的基础上，又想加上：“杀、杀、杀，林彪威名震天响；杀、杀、杀，林彪精神放光芒！”
　　“那么，你怎么成为现行的呢？”我开始对她的故事感兴趣了。
　　“说来，也该我倒霉，”她苦笑了一下，有一股玩世不恭的无奈和平静：“我刚写道‘杀杀杀林彪’几个字，因有急事，就被人叫走了！等我回来时，发现桌子上的稿纸不见了，当时我并没有在意，还像没事儿人似的！可是晚上，我突然被抓到群专受审，让我交代‘欲杀林副统帅’的罪行！”
　　“你没有为自己辩解吗？”我随口问道。
　　“辩解了，可是，人家不信哪！”她低下眉头说，“我原打算要写的内容，并没有写出来呀，而且最要命的是，‘杀杀杀’三个字，与林彪的名字，并没有用标点符号隔开，成为‘杀杀杀林彪’！”
　　“啊，是这样啊！”我想最后验证一下，“你能把你想写的歌词，从头到尾唱一遍吗？”
　　这时，姚静向我轻轻地点点头，暗示赞赏我的提议；于是，家瑞轻声哼唱，声音虽低，但唱得很投入、很动情，使我相信她是冤枉的。
　　我望着在阳光下熠熠发光的岳王坟，仿佛受到了神启，我问她会不会背诵岳飞的“满江红”，她点头说可以，我当即让她背诵。
　　万家瑞先是愕然，随即明白我的用心，满怀感激之情，向我深鞠一躬：“感谢政府，对我的好意！”
　　姚静对我的提议又诧异又惊喜，以不很明显的幅度，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
　　万家瑞站起身来，摆出战宣队朗诵毛主席革命诗词的姿态，声情并茂地朗诵道：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朗诵完了，万家瑞热泪盈眶，霎时沉默，我轻轻地鼓掌，姚静也随我鼓掌……
　　万家瑞走后，姚静问我，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我明知故问。
　　万家瑞现行的事，要不要马上向审干办汇报？
　　你相信，她是蓄意要杀害林彪的现行反革命吗？
　　姚静谨慎地摇摇头；我说，那好，咱们什么新情况也没有发现，只是听道万家瑞讲个荒唐的故事，欣赏一次精彩的表演，仅此而已。
　　这么做行吗？这未免太大胆了吧？姚静十分谨慎地说。弄不好不仅犯立场错误，甚至犯包庇反革命罪。
　　我不怕，如果出事了，你就往我身上推吧，就说是我的主意。
　　我的敢作敢当的行为，似乎并没有感动姚静，恰恰相反，她的表情怪怪的。
　　你呀，真是的！姚静如同吃苦瓜，嘴角儿一咧，一脸无法破译的表情。
　　当时她的内心活动，在她前几天发给我的日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今天，是我们正式外调的第一天，没想到一个突发事件，使我陷入十分尴尬境地，万家奇的胞妹竟然是现行分革命分子！我大军力保的亮相干部眼看就要完蛋了，这回一心要把他拉下马的对立面该庆祝胜利了。
　　幸亏，野兵随机应变、迅速查出事情的原委，大胆地排除这桩错案，这才化险为夷。按理，我应该感谢他、敬重他，可不知为什么，我对他此举竟有另外的看法。
　　尤其是万家瑞临走时，他满怀同情的眼神儿，让我很瞧不起他。不管万家瑞是不是冤枉的，他那温情脉脉的态度，表明这个家伙只配当保皇派，决不是响当当的造反派的料！这种充满人情味的男人，还算得上铮铮铁骨的革命者吗？
　　正像他曾搭救过我，我并不领情一样；他排除万家瑞现行，使我大军摆脱困境，我也同样不领他的情。
　　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教导过我们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做文章，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
　　像他那样充满人性柔情的男人，能成为立场坚定的革命者吗？这让我瞧不起他！
　　看完她那段日记后，我的心情很郁闷，她对我行为人性化的理解，也许并没有错；我不能接受的是，她对人性的贬低、仇视和排斥，难道革命者就可以灭绝人性吗，革命者就可以不是人吗，革命的人道主义又该怎么说，革命者就可以没有同情心、不讲究人道吗？
　　人生的悲剧和误会，往往发生在，知行不知迹，知面不知心。第一天的外调，处理了万家瑞的突发事件，我觉得与姚静共事还可以。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充满人性的善意，遭到如此不靠谱的扭曲。
　　第一天外调，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顺便参观了岳坟。
　　岳飞文韬武略、精忠报国，是我从小就崇拜的大英雄。因此，我对有关岳飞的文物古迹，都感兴趣。早就听说，有几幅关于岳坟的楹联写得很好，其中，我最喜欢的有两副，一幅是乾隆状元秦涧泉所书：
　　上联：人从宋后无名桧；
　　下联：我到坟前愧姓秦。
　　另一幅清代松江徐家姑娘所书：
　　上联：青山有幸埋忠骨；
　　下联：白铁无辜铸佞臣。
　　
　　
　　我这个人一向心直口快，口无遮拦。看见岳飞墓前，四个铁铸跪伏的坏蛋，他们分别是害死岳飞的奸臣秦桧〔huì〕和他的恶老婆王氏，另外两个是秦桧的走狗万俟|〔mòqíxiè〕和张浚，我当即发表议论。
　　“跪拜岳王爷的，少一个人！”我愤愤地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少谁？”姚静问。
　　“偏安一隅的儿皇帝，宋高宗赵构！”我就事论事，当时并没有任何旁击与联想：“历史上一切忠良遇害，其罪魁祸首，就是当朝的昏君！”
　　我看到墓前的那副对联：
　　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铁无辜铸佞臣。
　　于是，又感慨大发，口无遮拦地说道：“这副对联的下联中的‘佞臣’二字，应该为‘佞君’！”
　　姚静一听这话，眼睛瞪得溜圆，好像见到鬼！（请读续四）
　　
　　魂归山海（小说）续四
　　
　　绍兴乡下。
　　一只乌篷船，在不足三十米宽的河道里，悠然地荡漾着。
　　河道两边遍布开着黄花的浮萍，中间只留下三米多宽的清亮水道，供来往游船穿行。
　　船工戴着江南水乡的卷檐毡帽，古铜色的赤脚蹬着船桨。
　　姚静在红卫兵大串联期间，响应中央文革拉练串联的号召，与班上几位同学，从北国春城，徒步走到革命圣地延安；这次她第一次到水墨江南来，对水乡一切景物，都感到很新鲜。
　　她总想伸手去划湛清的水面，几次都被我制止：“水很深，危险！”
　　“瞧不起人，不是，”她得意洋洋地说：“本姑娘曾参加过市游泳比赛，还拿过冠军呢！”
　　我“啊”了一声，暗想：“在我面前夸耀水性，你不是江边买水吗，本人曾多次横渡过千米开外的三岔河呢！”
　　我发现，只要不谈政治，她有时很有女人味儿。她的女人味儿，表现在爱吹吹呼呼上。我一直认为，女人没有欺骗目的的吹牛，有时倒显得十分风趣可爱。
　　不过，那种风趣可爱的女性出牛，在她身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异化。她的自吹自擂源于她妄自尊大，她先天丽质，聪明伶俐，这些强项渐渐地把她娇惯成不可一世的劣根性，好像天下一切荣誉和奖赏，都应该归她独占。她既容不得别人所长，也受不了自己所短。她有一个不可理喻的毛病，就是自己出错受辱时，总想在别人身上出气。
　　乌篷船靠岸后，已经夕阳西下。在落日的余晖中，一群刚收工的社员，正说说笑笑地围拢着一对交配的猪。
　　姚静从来未见过这种场面，只见一只小黑公猪，趴在一只大花老母猪身上，折磨得母猪哼哼直跑，而社员们却个个泰然处之。
　　她大为不解，拾起一根木棒，一边去追打公猪，一边喊道：“那个小坏蛋把大猪欺负得叫苦连天，你们怎么眼看着，谁都不管哪！”
　　一听她这话，社员都愣住了，过一会儿，众人才醒过腔来，爆发一阵轰然大笑。
　　姚静更感到莫名其妙，悄声问我：“他们笑什么？”
　　我顿时满脸飞红，小声说：“快离开这儿！”
　　我不容分说，拉着她就走，身后送来一阵排山大海的狂笑。
　　“我做错什么了吗？”姚静似乎也觉得自己哪不大对劲儿。
　　“我的司令啊，你的玩笑可开得大了！”走到无人处，我告诉她，刚才那一幕，是公猪和母猪的正常交配，就像夫妻晚上的夜生活，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姚静一听，紧咬着下唇，脸色煞白，半响不语。
　　我知道，闹出如此大笑话，心高气傲的她，心里一定很难过。
　　为了缓解她心头的羞愧，我又领她在村边转了一圈，意在散散心。
　　路过一块稻田，姚静指绿茵茵的稻苗儿问：“这是麦子吧？”
　　“不是，是稻子！”我小心地回答。
　　“稻子可以磨面粉吗？”她又问。
　　“可以倒可以，不过，一般都是用麦子磨面粉。”我回答更加小心。
　　“那么，稻子用来干什么？”
　　“磨大米呀，稻子磨掉外边硬壳子后，就成为煮白饭的大米了”我继续小心和耐心地回答她的问题。
　　这一系列的问题，虽然很可笑、很幼稚，但是，她让我看到了，在她身上很少见的原生态的淳朴习性，也只有在这时，她才回归为天性淳朴的美丽姑娘，而不再是政治舞台上的叱咤风云的造反派女司令。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种稻米呢？这样可以免去磨米的工序呀！”姚静煞有介事地说。
　　一听这话，我的头嗡一下子，我不是想笑，而是想哭。
　　我想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咋那么苦哇，将来很可能被这样的政治精英来掌控！我想到那些憨厚淳朴的父老乡亲的命运，将要由这样一些只会喊口号讲大话狗屁不通的人来决定，我心头掠过一阵悲哀。
　　就在这一刻，我彻底打消对她心存的男女幻想，我不是蔑视她的无知，而是蔑视如此无知之人，竟然充满了狂妄的野心，追逐政治舞台的大红大紫。
　　“你怎么不回答我问题呀？”她依然盛气凌人地追问：“是不是，我的问题又很可笑！”
　　“岂止可笑，简直就是可怕！”这回我并没给她留情面。暗想道：“如果你有朝一日当了女皇，非逼臣僚种大米不可，一定会弄得许多人头落地！”
　　“说呀，怎么啦？你不是农村来的吗？”姚静依然理直气壮地追问。
　　“你的发想很大胆，不过，这像永动机一样，是科学无法解决的难题………”我支支吾吾地寻找着恰当的词汇，“这个问题，就此打住吧，以后，你对谁也别再提了！”
　　“怎么，又闹出笑话了？”我虽然极力地保护她的脸面，怎奈她的自尊心过于强烈，总能从我的迟疑的神色和语气中，找到蛛丝马迹。
　　我借故寻找住宿旅店，暂时把问题岔开。不料，旅店真的成了大难题，当地村落太小，只有几十户人家，一个旅店也没有，只是当地政府办公室，有一张供值班人员用的床铺，配有冷布蚊帐。
　　我自然要让给同行的女士，办公室外间的办公桌，自然就成为我的寝位了，外调的艰苦故事，从这次乡下之行，正式拉开了序幕。
　　晚饭后，姚静拿着红宝书，说是要同我一道学毛著。那天，我很累，她又接连闹笑话，已经弄得我心力交瘁了，但又不敢公开拒绝学毛著。
　　“咱们带着什么问题学呀？”我问她。
　　“控诉与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她语气中带着强烈的愤懑。“我不知你怎么看我今天闹出的笑话？其实，细想想，这只是个人的笑话吗？不是，绝对不是！那是万恶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恶果，它把无数纯洁的青年腐蚀毒化成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资产阶级接班人，实在太可恶了！”
　　“其实，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大活人，我们不是一个模子批量产出的木头人，具体说，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一个人一个样，我们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有时社会对个别人的个别性，并不起决定作用。”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姚静一派批判家的架势，咄咄逼人地问：“问题出在个人身上，罪魁祸首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你敢说不是吗？”
　　由于我们是两派，遇事相争是家常便饭。不过，她以学毛著为金字牌匾，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口实，与我展开辩论，占有天时和地利的优势。弄不好，会把我打成对毛主席路线不忠，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恨的反动学生，你隐约看到了宋彪那张险恶的小白脸！
　　“我发现，你的情感不对头哇，野兵！”姚静有些愠怒，“我出现这么大的可笑问题，可你怎么像没有人似的，那么平静，那么四平八稳！”
　　“那你希望我怎么样？”我对她的态度感到莫名其妙，“你出笑话，难道让我蔑视你、嘲笑你！”
　　“谁让你蔑视我、嘲笑我？”姚静辩驳道：“我还是那句话，问题出在我个人身上，难道这是我个问题吗？你情感不对，你看不出问题的本质，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恶果！你怎么恨不起来呢？”
　　“说实话，你别不爱听！你扯得太远了。都是同一所学校，同一个路线下教育出的学生，你为交配的母猪打抱不平，闹出大笑话，我却没有哇！这不是事实吗？这同路线不路线的有什么关系哪？”我的话一经开了头，便觉得意犹未尽，索性酣畅流利地讲下去：“其实，你虽然闹了笑话，细想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个女大学生，误把动物交配当成斗殴了吗？这说明咱纯洁、咱善良，纯洁得一个青春期女孩儿不谙性事，善良得见路不平挺身相助。退一步讲，就说这是错误吧，究竟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革命接班人的大好前程有多大影响吗？没有哇！多大点事儿呀！还用得着上纲上线吗？”
　　我这番话的意思，是以辩论微带嘲笑的善意，巧妙地开脱和安抚她的无知；可是，她当时却鬼迷心窍，把我的情理兼备的良苦用心，看成为敌视教育革命的反动言论。
　　她在当晚日记中写道：“我在绍兴乡下，闹出一个令人羞愧难当的大笑话，这本来是个斗私批修，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活靶子，我本想借着与他学毛著的机会，共同声讨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可是，这个顽固不化的家伙，却以安慰我为借口，而绝不把罪恶归结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像他这样对就旧教育不恨、不批之人，怎么能期望他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接班人？听说，校革委会筹备组有意让他进三结合的革委会，这样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小修苗儿，能执掌红色江山吗？
　　如果让他这样的人得逞，就会使封资修的沉渣泛起，阶级敌人就会卷土重来，到那时将会有千万颗人头落地！真是太可怕啦！”
　　我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穷学生，活生生地站在她的面前，是什么迷住了她的心窍、晃花她的眼睛，把我幻化为洪水猛兽？有病！
　　时至今日，我看完这段日记，我依旧无语。
　　（暂发至此，如有必要，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