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案  舞厅  丑话

　　花案（中篇小说）之十
　　
　　
　　在我拜访东林的第四天，接到了一位叫白林女士的电话，说有急事要找我。
　　这个女人我见过面，也是在舞厅里，是黄梅介绍给我的。
　　当时黄梅说，我给你介绍一位高手，就是同秃头跳舞的那位。我按她手指的方向一看，果然一位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士，手拉着手在缓步漫游着。
　　说他们在漫游是很贴切的，因为他们实在不是跳舞，就是一男一女手牵着手一退一进地绕着舞厅转悠。
　　他们在舞厅里，不仅“舞姿”（如果那种动作也叫跳舞的话）特别，而且形象对比和交谈方式也很特别。那个男的又粗又高，生就一张大号的蟹皮色的方脸，外加一双向外突出的金鱼眼，穿一乌黑的夜行装，活像黑社会的的老大。
　　可是，这个彪形大汉却虚有其表，据说，一次跳快三步，刚转了几圈，他就摊到在地，幸亏有人及时把一粒速效救心丸塞进他嘴里，否则，定会有生命之虞。
　　身材娇小的白林，比那形如黑塔般的大汉，整整低了一个头。两人聚拢在一起，黑白大小的对比，显得十分滑稽，就像一只黑色的秃鹫逮住一只红嘴小白玉鸟。
　　由于型号大小的不匹配，他们边舞边谈的交流方式，也显得有点滑稽，女的总是把下颏儿张起最大的角度，仰起脸望着她的舞伴，她那一脸心满意足的表情，曾激怒了不少漂亮的女舞星。
　　她们所以嫉妒她，不仅因为她所垄断的黑大汉，具有一般男人所没有的怪异性，而且还因为她的那副尊容以及发贱的表情实在令人作呕，根本就没有独占任何男人的资格。
　　她有一张发面馒头般的大白脸，再配上一双圆而且亮的小眼睛，笑时发贱怒时发狠，一看便知是个心地不善、性情刁蛮的女人。
　　黄梅说白林是她的好朋友，她们的关系很铁，她与孙东林的关系，白林都知道，并且说，她一直充当场外指导。
　　我与白林只有一面之识，她打电话来干什么呢？怕是为东林与黄梅的事情吧？我思想做好了准备，若是关于黄梅与东林的事，我决不往里掺和。见面后才知道，原来她委托我替她打一场官司。
　　这是一起很能引起报端兴趣的桃色绯闻。
　　在我省东部一个林业局的招待所里，莫名其妙地死了一位旅客。打扫房间的服务员，在一张双人床上，发现了头天晚上单独登记住此包房的男尸。死者身材高大，一丝不挂，面部朝下趴着，褥子上浸透着一大片淡茶色尿湿的痕记。
　　经当地公安部门现场侦察认定，这是一起肮脏的色情案件。死者的家属认为，事情与白林有重大牵连。因为作为舞伴她与死者长期保持着不正当的性关系，并且事发的前两天，有人在站台上看见他俩结伴登上一列东去的列车。据此，她作为案件的嫌疑人，被告上了法庭。
　　死者就是常与你跳舞的那个黑大个儿吧？我开始了案件调查。
　　她回答是。我问她，事发的白天她与他是否在一起？她回答不。
　　她说，他们原打算去吉林松花湖旅游，不料他中途变卦了，让我在吉林等着他，他到白石山去处理点急事，于是他们便暂时分道扬镳了。
　　我又问，事发那天夜里，你在吉林住在哪儿？她一下子脸红了，反问道，这很重要吗？我极其严肃地指出，这相当重要，是她到法庭后被对方律师诘问的首要问题，也是她澄清自己与案件无关必须讲情楚的问题。
　　我住在一位朋友家，她低声回答。
　　那么，据你估计，你的那位朋友肯于为你出庭做证吗？这个……她犹豫了一下，不好说，因为这也涉及到对方的名誉问题。
　　我明白了，那是一位男朋友，而且他们之间有一种难以启齿的关系。男人多数是情感的孬种，当事情发展到威胁自己的声誉时，他们决不肯冒着毁誉的损失，去做任何对女方有益的事。
　　我不再难为她了，及时转向另一个问题，请问，那个……该怎么称呼呢？就说那个去白石山的黑大个儿吧？除了你之外，还结交其他女人吗？
　　他这个人哪，别看黑不溜秋的，在舞厅里还真有不少女人得意他呢。他同我搭伴跳舞之前，跟许多女人都乱糟糟的。
　　我进一步让她举例说明，她最先提到的是黄梅。
　　我忽然想到，黄女士曾对我说过，她老家在我省东部林区的一个小镇。
　　我说，黄梅不是你的朋友吗？
　　朋友？她用鼻子哼了一下，说道，女人的朋友同你们男人的朋友不一样，尤其是面对同一个男人时，朋友是表面的，装给别人看的，骨子里是情敌。
　　我觉得白林这句话，具有哲理味道，忽然想到，这哲理可能包含着，我另一个疑谜的谜底。
　　问道，那么，你们除了共同面对黑大个儿这个男人外，还有其他共同面对的男人吗？有哇，她忽然牙根发狠地说，他叫孙东林，我狠死他了，他孤身一人，我曾多次打电话，诚心诚意地想关爱他，可他却把好心当作驴肝肺，不仅对我不理不睬的，还得便宜卖乖，跟黄梅死缠在一起，看着这对狗男女，在我目前得意洋洋的样儿，我真想咬死他们！
　　孙东林？这个名字我有点耳熟哇，我觉得这接近我的谜底了，就故装懵懂地说道。随即从兜里掏出纸笔，很随便地说，你写上他的名字是那几个字。
　　当他写出“孙东林”三个字时，我突然血灌瞳人、怒发倒竖，狠不得飞起一拳，把她那张发面馒头似的脸揍扁。
　　在大学读法学院时，我就受过字体鉴定的严格训练，我不仅能识别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下的字体，我还能识别写字人写字当时的情绪，白林刚写完“孙东林”的名字，我立即准确无误地认定，那张污蔑东林的小字报，就出自这个白脸女人之手。
　　作为以打花案见长的律师，此时此刻，我感到很困惑：我该为谁辩护？按情理，我最应该为东林辩护，可是，他虽然蒙冤受辱，却并不与肆意中伤他的人一般见识，除了引发出与此相关的哲学思考外，他不想报复他本该报复的人；至于黄梅和白林呢，我觉得她俩半斤八两，都是不值得为之辩护的歹毒女人。
　　于是，我想到了几天前东林同我探讨男女关系是非问题时说的那句话：“有许多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约定俗成的事情，认真地思考一番或者亲身经历一下，你就会发现，它们不尽合理。比如，在‘非法’的性行为中（请注意，这里我只动用‘非法’一词，‘非法’不同于‘非理’，更不等于‘非情’，世上有些合情合理的事情，不一定合法），行为主体总是男人，好像男人一定是性行为的主动者。按照这种思维定式，性行为一旦造成不幸后果，受害者一定是女人，而男人则必然成为肇事的责任者。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想，黄梅和白林的言行，似乎回答了东林这个带有哲理性的问题：事实不尽如此；但是，花案中男女之间床头上的那当子事儿，在情理上并无法律规范，其是非曲直，谁能判断明白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