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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荆公  王安石

　　第70章 文豪与“奇才”的碰撞（下）
　　石介字守道，出生于 “世为农家”，二十六岁进士及第，授将仕郎、郓州观察推官。庆历五年，范仲淹等人被保守派诬陷搞“朋党”活动，革新派相继罢职，石介也在“朋党”之列，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外放到濮州任通判，但未等到任已于庆历五年七月病卒于家中，终年四十一岁。
　　听说石越是石介之后，苏轼顿时一震，随即将身体向椅靠背一仰，摊开双手，大笑道：“我就说哩，非是名门之后，何能出得如此奇才。”说罢，重新拿起两部书，反复摩挲，掂量几下，突然将书一放，神思飞扬充满激情地大声哦咏道：“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
　　石越知苏轼哦咏的是《论语》中的孔子之语，心想：“初次相见，竟如此放荡不羁，足见苏子瞻果真是位性情中人。好，那就顺其自然，投其所好，让他不得不相信我石子明这位 ‘奇才’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石越想着，不再装得谦卑，遂挺直腰杆，说道：“大人，孔圣推崇三代之治，尤其推崇尧帝，说尧帝的胸襟、气度如天一般伟大，如海水一般波澜壮阔，浩瀚无际；他的仁爱如天之涵养，他的智慧如神之奥妙；他只有付出，布施于大众，从不期望任何回报。人们接近他，就像葵盘倾心向日；人们仰望他，就如谷禾期求甘霖润泽。他富有而不骄奢，高贵而不轻慢；他彰显恭顺的德行，使同族九代团聚和睦；他为官，能明确百官职责，使其政绩卓著，各方诸侯邦国都能融合协调一致。大人，难怪后世都把尧帝的理念作为治国的典范呀！”
　　苏轼见石越对孔子及三代帝王如此崇敬，理解得如此深透，又指着两部书问道：“难道此就是石学究著此书的初衷？”
　　石越眼珠一个滴溜，回道：“大人，在下正是有感于此，才不揣谫陋，冒昧写了《三代之治》与《论语正义》。”
　　听到此，苏轼脑海中顿时闪现出神宗帝那日在朝堂上说的“谁能站出来为我大宋解决‘二积三冗’的艰困局面，朕立马就让王安石离开朝廷，离开朕”的话，浑身一个激灵，遂紧紧盯住对面的青年，问道：“石学究既已写出此二书，能否谈谈此二书的精髓所在？”文学大家要一探石越的真正才学。
　　石越此次的目的就是要全力展示自己的‘才能’，以赢得士人圈内大家的认可，见苏轼问到此，他怎会放过如此绝佳的时机？于是搬出事前准备好的功课，说道：“大人，三代之帝以自己的言行为后世树立了治国的典范，而孔子的《论语》则是为后世总结出一整套治国的理论。在下以为，如果后世治国的君王，都能以三帝为榜样，以《论语》为准绳，身体力行，就一定能使君民平等，天下太平，百姓幸福，而让一个陶然自乐的‘三代之治’重现于世。”
　　苏轼又是一震，暗赞道：好一个陶然自乐的三代之治！
　　石越看了苏轼一眼，接着说道：“只是——”
　　苏轼一惊，急忙问道：“学究‘只是’什么？”
　　石越知苏判院非同一般人物，他是大家，是文豪，在做“功课”时，他已有了足够的准备，见苏轼两眼紧逼，自己稍作梳理，侃侃回道：“大人，草民所说的‘只是’，是指三代之后，尤其是自暴秦以来，三代之治就已变形走样，今不如昔，且有越离越远，愈演愈烈之势。”
　　苏轼皱了皱眉头，以为这小子是有说大人则藐之之意，于是不冷不热地问道：“能否具体说来？”
　　石越道：“三代之治，首推德政。尧、舜、禹为政，无不以德为先。尧微服游康衢，见歌而心安；舜耕历山、渔雷泽，民知礼让……而自暴秦以来，只讲事功，不讲德政，故有‘三王之治在道德，五霸之志在事功’一说。治国者，功不可或缺，缺则事业无成；然而一味事功，势必弄虚作假产之，华而不实生之，欺上瞒下出之，你顷我轧现之……如此贪功邀功之恶行横行，轻者招致民心怫恚、朝堂失聪，重则祸国殃民，亡朝灭国。此三代绝无有也。”
　　苏轼见石越说得口若悬河，且句句都是治国之箴言，再联想到皇上那天说的话，他更是来了兴趣，连连以手示意：“夫子接着说，夫子接着说。”
　　石越早已看出苏轼的态度转变，接着说道：“三代之时，帝王深知治民如治水的道理，他们从来只将自己看得轻微，从来不觉得君民有尊卑之分，真正做到一切只是为民着想，为民效力。尧之时，设置谏言之鼓，让天下百姓尽其言；立诽谤之木，让天下百姓揭其短。若有小人为恶，百姓可以在华表上直书，曝其罪恶；普通百姓可与天子对话，直言朝政得失。天子如此，何能不耳聪目明？何能不成为圣人？可后世呢？”
　　说到这里，石越稍稍停息下来，再三思考以下的话能否说出？说出后将会带来何种结果？但他很快明白过来：南朝是个言论开放的朝代，不论说得对与错，也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只要敢说，就能赢得一个“敢于直言”的好名声，甚至会得到朝廷的拔擢重用。想到此，石越又说道：
　　“可后世之变故已大不如前，与三代之时更不可同日而语。诸如，朝野出现阶层之分，人群出现尊卑之别，三代的公权已变为私有；当官已不是为百姓着想，为百姓效力，而是凌驾于百姓之上；百姓见不着天子，民意与天子完全隔绝。”石越觑了苏轼一眼，见对方两眼紧盯于他，略一思考，继续说道，“苏大人也曾任过登闻鼓院判院，百姓每每去登闻鼓院的诉求，登闻鼓院果能一一为之处理？果能确保百姓的意愿呈达到皇帝那里？皇帝果能听到百姓真正的心声？”
　　听到这里，苏轼脸上虽有些挂拉不住，但见年轻的石越果真对上下数千年的宫廷大事洞察得如此深透，想到皇上那天说的话，他顿时感觉浑身躁热，对石越更是由佩服升华到仰慕，为进一步考验，他故将长袖一摆，“哈哈”笑道： “请问夫子，上古之时，王不过百里之地，而今之天下，囊括四海，若仍如三代那样，皇上聆听每一位百姓的心声，岂不是筑室道谋，还能有何主张？还能有何精力去研究国之大计？”
　　石越已知苏轼是在有意考验，于是回道：“大人，天下百姓所言，尽管有粗有俗，有伪有真，有精华，有糟粕，天子广听之后，自可从中筛滤，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天子如此得来的心声，再经过百官与天子的共同甄选，何能制订不出真正的治国大计？”
　　苏轼又问：“请问夫子，孔子说，未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若让庶民百姓无所顾忌的告发官长，岂非伦常大乱？”
　　石越道：“苏大人，五伦之中，只有君臣之义，未闻有官长与黎庶之别。三代之时，天子置百官，并非是用来奴役百姓，而是一为帮助百姓效仿教化，长知识，学本领，让百姓各得其所；二是世有恶人，天子借百官以威仪，与百姓同心协力，共治邪恶，又何曾是上下有别？只是后世因循，则谓士大夫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百姓的主宰，其实则离古圣人之意远矣。”
　　苏轼又问：“自三代之后，历朝历代的君臣，何时没有到地方去察勘，去访问，去接近百姓？怎能说他们就没有去倾听百姓的真正心声呢？”
　　石越道：“此后的君王大臣确实没少去地方察勘、访问，但那些做皇帝的，能像尧帝微服游康衢那样吗？能如舜帝，耕历山渔雷泽，身体力行去感化百姓吗？他们的察勘、私访，哪次不是事前安排再安排，届时浩浩荡荡，专到指定地方，专召那些能说会道之人，尽听顺耳之言，尽看养眼之事，能听到真正的民声吗？能看到真正的不良之事吗？既听不到真正的民声，看不到真正的不足之处，又何能制订出真正符合治理国家、顺遂民意的国之大计呢？长此以往，世风何能清明？国家何能强盛？三代之治何能实现？”
　　苏轼又问：“为监察各级政务得失，朝廷何年不派大批官员下去巡察、磨勘，可擅自弄权、无所事事的官员还是大有人在？请问夫子，这又是如何造成？”
　　石越道：“不错，后世的执政者，每年都抽派大批官员下去巡察、磨勘，但那所到之处，同样都是经过地方官员事前精心安排，加之巡察、磨勘的官员为了情面，明知有假，也只得按图索骥，或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道听途说，或是瞎子摸象，摸到好的就全是好的，即使能查出一两个官员不称职，也只怪那一两个官员运气不佳，让死猫逮住了活老鼠。所以出现此等情况，关键还是朝廷的督查不力，以及督查者本身不力。如朝廷对督察者与被督察者一视同仁，对办事者认真，不徇私情，不马虎应付，一律重奖、拔擢；对不力者，弄虚作假者一律严惩，永远不用——这就是三代之治中的以德为之，以道法为之的道理。大人，唯德与道法联合并用，加之层层监督，赏罚发明，方能真正倾听到百姓好的歹的最真实的声音，方可明察暗访到官员的一言一行。果如此，还有谁敢擅权？还有谁敢为所欲为？果如此，百官何能不兢兢业业，百姓何能不陶然自乐，三代之治何能不垂拱而至？”
　　石越的一席话，已如鼓棰般重重敲击得苏轼这些天以来一直处于心灰意冷的心境突然热血高涨，不能自已。
　　他想：皇上不是要找人来解决大宋“二积三冗”困局的人才吗？有如此深谙三代之治的人才，如是举荐给皇上，皇上还需要做那种伤筋动骨的变法吗？既无须做那种伤筋动骨的变法，还有留王安石在朝给的必要吗？既无必要，还能不将王安石早早赶回老家，赶回江宁去！
　　想到此，不待石越再介绍《论语正义》，苏轼已主动站起，为石越茶盏满满加上茶水，说道：“古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此言不虚也。好！好！夫子这等奇才，下官一定竭尽全力向当朝皇帝荐举，万不可苍海遗珠啊！”
　　石越听了，喜得简直要发狂，但终为身份所制，很快又冷静下来，施揖礼道：“大人提携之恩，石越当效犬马之劳以报。”
　　石越走后，苏轼冷静一想，又觉得自己实在过于天真，那位一心要以变法来振兴大宋江山社稷的皇帝，能听信一位三十岁不到的毛头小子几句“三代之治”就赶走他那亦师亦臣的王介甫王倔驴而重用他石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