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

　　谢局长叫谢守斌，已近五十岁的人了。在县粮食局长的位子上已坐了十多年。前年，县委准备换掉他的，可他在粮食工业的招商引资上开了先河，因此而提高了他的身价，他在县里政坛上说话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谢守斌进到内间，开门见山地说：“有个紧急的事要向您汇报。”张道然平缓地说：“你坐吧！”他总是那么处事不惊，给部属一种以稳制衡的力量，他又把目光转向饮水机的保温批示灯，见已跳亮，又起身去给谢守斌倒了杯茶。谢守斌忙又起身去接过。他们都坐下后，张道然望着一旁的谢守斌，这才允许地说：“有么事，你说吧。”他觉得谢守斌又杀回马枪地来找自己，一定是要紧事，但也不能任他说完，所以来了制空权的居高临下。谢守斌很快控制住自激昂的情绪，来了个喝茶稳局的动作，然后汇报说：“在这个关节眼上，县经委没有给我们通气，就把我们闵集粮管所的主任搞两规了。昨天晚上他的家属到我家吵得要死要活的，本来想昨晚找您的，又怕打扰您，让您休息不好，刚才说您出去了，我又去县委会找郭书记，说郭书记也有事出去了，他已经是副市长了，要不是曾国超上访的事，他是不会再回大县的，他迟早是大县的客人。所以，我不甘心，才只好又反转来找您。”谢守斌说着，见张县长冷静得与自己焦虑的目光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憋足的怨言又咽了下去，最后说：“就这事！”
　　大人毕竟是大人，而是处事不惊，稳若泰山。张道然就是谢守斌心中的大人，是大县人民心中的大人。当整个县长办公室的空气要被凝固的时候，张道然才开口说了一句话：“总是那个主任说不干清罗。否则，纪委是不会凭白无故的搞两规的。”他说着，同时从桌上的材料中抽出一份《大县纪检监察内参》件递向他，接着说：“你看看这份材料。”谢守斌起身去从桌上拿过那份内参文件，一眼就瞧到那显目的标题：治穷先治贪，还有编者按。谢守斌象过电影似的看了那按语，不过是郭书记和张县长在一封未签名的信件上的批示。张道然在用桌上的座机电话了解秋征财经工作会的筹备情况，他命令似的说：“对秋征任务超额完成的乡镇，县财政要拿出钱来重奖，一定要以入库的数据为准。”谢守斌还仔细地看着那封信，看有什么惊奇的内容：
　　大县是一个穷县，大概已是无可非议的了，据说已被省里列入到扶贫县中，大县是唯一的平原地区的贫困县。一个农业大县，农村经济不景气，农民手中无钱，公粮水费交上来，县财政就穷了，这个鱼米之乡的县也就穷县了。要想改变穷县的面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要想治穷，必须先治贪。早在清朝嘉庆年间，治掉一个和坤，朝庭富了十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先例吧。……近几年来，大县不是没有发展，是发展不平衡还是畸形发展，我说不上？但城镇里用公款建的办公楼，宿舍楼等高楼大厦迅速猛增多，与农民种田一年到头无望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是不是应该深思一下？！
　　信里还从建高档公私房，手机、小车、吃喝、玩小姐等方面概括为贪的几种形势式。有乖贪、巧贪、巨贪、变相的贪和贪得无厌。谢守斌看着材料，觉得写信的人不仅有一定的文字功底，而且还是一个敢于直言、忧国忧县忧民的真正的人。他又再回过头去看按语：如果我们每个干部都象交不起公粮水费的农民；如果我们每个干部都象穷得开不出工资的企业职工；如果我们真的设身处地、推已及人。我们也可能这样愤愤不平！为官从政，天地良心啊！看了这封信很不平静，我想每个有良心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思考，如何管住自己，管住家属，管住部下。
　　真真切切的情，真真切切的意。谢守斌看着看着，再不要张道然多费口舌，就象这份内参上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针对着自己的，就象无地自容似的，脸上象被王蜂扎了似的，刺辣辣的酸痛，不是个滋味。他将内参件郑重地送还到张道然的桌上。然而，回到旁边的坐椅上后，看看这县长办公室，想想他周围的人，又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怀。谢守斌当了十多年的粮食局长，还不如那才上任几年的银行行长，他们出手大方，整天泡在“125”的麻将里。他又觉得这个内参不合时宜，无所谓了，这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了。张道然见他看了内参又不言语，便问：“谢局长你有何感想啦？”谢守斌不好怎么回答，用疑惑的目光望着他。张道然这才发起攻势，接着训导似的说：“大县搞不上去，发展滞后，不能不说是我们干部的问题。过去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现在我们有的人简直麻木了，把群众的疾苦当儿戏。象这样下去，共产党的天下不危机才怪呢！”谢守斌见张县长激动不已，这些话又象是冲着自己来的，又象不是，本来是想请县长出面找纪委放人的，此时也是进退两难，难以起齿，只好顺着张县长的话说：“不会的，您也不要太杞人忧天了，把公检法的那些高楼大厦一看，共产党的政权牢固得很呢。至少还有象您张县长，我们这批人是革命时代走过来的，我们是永远忠诚党的。”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该切入实题了。张道然忽地站起身来踱到他面前。谢守斌不能让县长站着，自己坐着，也只好站起身来，其实张道然是摆开的居高临下的驾势。张道然没有留余地说：“你回去，要很好地统一你们一班子人的思想，要主动的配合纪委监察部门办案，尽快把问题查清，搞落实，不能姑息迁就，更不能包庇纵容，要向老百姓有个交待。全县的保护价收粮，国家补贴了那么多钱，有几个是补到老百姓身上了，老百姓是怨声载道！我也老在思考着这个问题。这次你们要借纪委监察部门办案的东风，要在你们粮食系统开展一次职业道德、廉政为民的教育。不要整天喊着没有工资发，上访造反的。”张道然见一番话已经说得谢守斌哑口无言了，这才止住了话题。谢守斌本来想请县长大人给个面子，替他向纪委求情，为粮食部门出口气的，谁知却讨了一顿批，讨了一堂廉政教育课，他在心里叹息：只有大人就好当，自己的难还得靠自己去为了。他只好说：“张县长，您忙着。”便怏然不悦地离去。
　　庄稼人好不容易等来的一场秋雨，滋润了如饥似渴的秋播田园，滋润了老百姓期盼甘露的心田。小小油菜籽破土而出，伸出淡黄的嫩芽，装点了庄稼人欢欣的笑脸。这是最迟的一批直播油菜了，否则就只有空田，等着改种其它作物了。就是此前有的庄稼人抢在水田里播撒的油菜籽，由于土壤不宜，出苗也是零散稀稀的。不知是哪阵风搅起了老百姓对闵集粮管所经济案子的愤怒，他们似乎明白了一个事理：难怪国家对农民的保护政策不能象雨露样的滋润着的，原来都是那些贪官吞食了！他们疯狂地涌到粮管所，强烈要求按五角四的保护价对所出售的中稻给予经济补偿。一收购员面对越聚越多的几十上百名老百姓，皱巴巴地解释说：“我们按四角六一斤收购，是因为没有除杂质和水份。如果我们按标准收，让你们晒两三个太阳，还把杂质用风车除净，你们算一算，一百至少要除掉五到八斤，那不是八分钱的价差补偿得了的。我们粮站亏了多少，你们想想。”老百姓管不了那些，吵闹声象海潮似的起伏着，他们就认准一个念头，凭收购凭证上的价非补到五角四不可。见没有明确的答复，他们就嚷着要打人砸东西，粮站的几名职工被团团地围困在收购棚内，人群越聚越多，事态在恶化着，真有千钧一发的危急。不一会，闵集镇财办的领导赶到了，闵集派出所的干警赶到了。财办领导是个半老头，也是闵集人，大多老百姓都认得他。财办主任竭力大声说：“乡亲们，听我个劝，粮管所的问题，县纪委组织专班在查处，会给大家有个明白的说法的。现在是法纪社会，大家一定要依法办事，我认识你们有的人，法律是不认人的，请回吧！”有干警也说话了：“大家请回去，法律是无情的，我不愿有人干出危害社会治安的事。”经过好说歹说，人群才慢慢散去。其实，真要发生流血事情，公安是人民的公安，干警们也不能轻易动武的，公安内部有明文规定，不得对弱势群体动用警力。农民聚众粮管所的事情暂告平息，然而事情的严重性更提醒了纪委监察部门的办案人员，必须态度坚决，尽快查清案子，依法处理，向社会公众和粮食系统的干部职工有个说法。否则，会落个是纪委搞乱了粮食系统，搅起社会的动乱。再说，企业干部的经济问题应由公安局或检察院去查的，怎么纪委也插这个手呢！
　　经过上下一个星期的调查核实取证，审查的会计帐表有一柜子之多，形成的案卷材料有一千多页。全县粮食系统共占用发行资金达22个亿，这笔巨额资金都摆在库存的粮食中，而不会说话的库存粮食的实际价值与帐面价值相差甚大，有的粮食已存储了三四年，就是喂给猪吃恐怕已是不长肉的了。然而，粮食部门又不能随意降价销售，上面的政策规定是顺价销售，降了价亏损了谁来承担，职工的工资和保管费用谁来支付。闵集粮管所为了安抚职工度日生，冒天下之大不韪，私自销售国家储备粮达四百五十六吨之多，这等于是保管员盗卖了国家老板的粮食，其差价十万多元列入小金库。这笔赃款是否属实？经查，这笔粮食生意是与云南省的一家边境贸易公司进行的，其帐款还需到对方去核实取证，仅仅有粮食部门的证据不行。
　　就在纪委监察部门派谁去查证的问题上，产生了分岐。去年他们查棉花部门的案子，要去深圳取证，是廉政办的周主任周真山去的，虽然云南没有深圳吸引人，但也是世博会花园之府。纠风办的叶主任叶华山不想错过这次机会，主动请缨要去。也难怪，叶华山在纪检岗位干了十多年，清贫守道了十多年，连到北京出差都没有去一趟。监察局的胡局长胡宝山经过再三平衡，决定还是让周真山去，毕竟这不是纠风办的事，只是在上案集中时临时抽用了叶华山。胡宝山的意见得到了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彭训奇的同意，他们三人办案在大县是出了名的，被称为纪委监察部门的三座山，只要他们坐上了阵，怎么复杂的案子也要办成铁案的，是谁也翻不了的。
　　人员定了下来，胡宝山就给谢守斌打电话，相约在监察局会议室，就闵集粮管所的案件碰头。监察局设在政府大院的第二排办公楼，会议室在二楼。会议室的装饰和桌椅，其色调是素雅而又凝重，就连灯光也是黯然的。胡宝山是那么严肃认真地主持碰头会，办案人员通报了案件办理的进展情况。主持人让参会人员谈想法。谢守斌焦急地说：“既然没有什么大的涉及到个人的经济问题，先让老刘他们回去，家里有百多号人群龙无首，一盘散沙，不知什么时候不会闹出大乱子呢。”胡宝山说：“前天不是跟你们说了，要另外安排临时负责人吗。况且刚才你也听了，有些问题还得出去澄清。即使是集体行为，他刘尚宏逃脱不了应负的责任，你们至少要准备一万五，去年查棉花案子到深圳，他们带了二万都没有做到的，还连累我们贴了几千。”谢守斌见他们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心想他们年纪比自己小，职位也不比自己的高，凭什么在我面前显威风，无非是他们站的位子狠，便说：“按你们的安排办，只是钱的问题，现在没有办法，银行将我们的资金都冻结了，再说你们前天不是把闵集粮管所帐上的十万元收去了么。”胡宝山说；“那钱是赃款，要等结案了再说，你们是不能作只望了，要入财政笼子的。如果你们不配合，我们是不会承担责任的。”他最后说：“会就开到这里”。为了一万五千元钱将碰头会僵持着，散会是解脱僵持局面的最好办法。然而，粮食局毕竟狠不过纪委监察局，况且还有人质押着，只好将机关里准备交水电费的钱挪了作去了云南的办案费。周真山带领的办案人员，经过十天的云南之行，满脸春风回来，他对叶华山说：“要是春夏的时候去就更好了，还可参加泼水节。你再要去，一定选在春夏之交的时候。不过，云南那地方好，四季如春的，不枉此行啊。”叶华山听得憋气，用冒火的目光盯着他不搭理他。
　　
　　五十六
　　以水兴县鱼儿欢 退田还湖道路宽
　　庄户人家祖辈勤劳节俭，积积攒攒，最大的满足是一家子人能住在自己盖起来的新房子里，刘忠国老头终于盼来了这一天。经过一个多月的昼夜劳累，一栋三间两层的新楼在刘家老墩台上竖起。刘老头和儿子云成一商议，就选定了十月初十的皇道吉日，又是星期双休，为新楼落成宴请。还特地请张县长来作客，以为新厦落成增辉。刘老头那木雕似干验有神的脸笑微微地说：“云成，上次你张叔叔来看我们，没有见到你，他可是记得你的，还没有忘记你的小名呢！你明天就上县去接他。”刘云成却说：“他都是大县长，我去接，他能来吗！别自作多情了。”刘老头说：“上次我说了要做新屋的想法，张县长很赞同，还说了新屋落成时一定来祝贺的。你去接他，也顺便在县城购台大彩电回来，现在彩电便宜着，你还说要辆摩托的，也到县城里去买。县城的地方大，有选择的余地。”刘云成还是坚持说：“现在人家深圳都不兴那套，不看重当官的，只看重大老板。”刘老头说：“云成，你不知道，张县长不是那号当官的人，你尽管去接，保管他高兴。”刘云成见爹固执着，就应付地说：“你有没有他家的电话号码，有的话就用我的手机电话接他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去了县里也难找到他的家。”刘老头愣了下，缓缓地说：“那样不礼貌吧！”刘云成说：“爹，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让您用手机在家里就能和张县长讲话，多悬呼！”自从儿子回家做屋，看他玩的手机，觉得一个小小的玩意，还没有巴掌大，电话一通，水泥、钢筋、砖块等什么都送到家门口了。刘老头羡慕而好奇地偷偷地看了几回儿子那持手机打电话的神态，心里痒痒的，也想尝尝那滋味，他责怪地说：“云成，你这不是有意在为难我老子，我怎么会有张县长家的电话号子呢。”刘运成奚巧地一笑，说：“那您就别怪我了。”
　　儿子的话深深地捣在了刘老头的心窝里，怎么也不甘心，便想到了村支书张治德。他悄悄地去张治德家，硬让他用电话从乡政府里打听到了张道然家的电话号码。刘云成从内心里佩服爹的那股子执拗脾气，只得接过张道然家的电话号码，打开手机盖克，输入号码。瞬息，一股无形无声又无味的无线电波飞越数十里传到县城，传到了张道然的家里。刘老头贴着耳朵，什么也没有听到，着急地说：“怎么没有声音。”刘云成说：“要用心听。”刘老头几乎屏住了呼吸，果然听到了“嘀嘀”的声音，忽然又惊喜地听到了里面清晰的女音“喂，喂”的，刘运成在一旁大声说：“请问是张县长的家吧？”刘老头一时不知所挫，他还没有开口，对方却说：“是的。你请讲话。”这下，刘老头才反映过来了，听对方说既然是张县长的家，又是女音，那一定是她了，便欣喜地喊：“您是腊娥阿姨呵，腊娥阿姨！”可是再怎么用心听只有“嘟嘟”的声音了。刘老汉便将手机递向儿子说：“怎么没人说话了。”刘云成接过一听，便说：“信号断了。”刘老头却不以为然的说：“哦！是断线了。”简直说得儿子笑了，一旁的老婆子也跟着笑了，并说：“哪里断线，本来就没有接上线么。”她还以为是儿子逗趣老头子呢。刘云成听了，更是笑得嘴脸朝天，他重拨了刚才的号码，还是通的，但没有人接，便说；“当县长的应该有手机，您有没有抄手机号子。”刘老头说：“我只要了家里的号子么，我哪知道还有什么手机脚机的。”刘老头想，当干部的晚上是要归窝的，干脆到晚上再打，他一脸丧气，刘运成说：“你手气不好，怪谁呢，等会再打。”接不到张县长，那他刘老汉的请客还有什么意义呢，他是一定要接到张县长的，让张县长知道，刘家再不会让他县长住土房子，要住象城里一样的楼房。刘云成见他不高兴地垂头丧气，便劝说：“你这么认真，张叔是一县之长，到处开张剪彩的，什么大场面没见过，再说我根本不希罕当官的。”刘老头胫脖的蚯蚓筋突起了，狠地说：“你个免崽子！你不懂，等你到了我这年纪就懂了，这就叫不枉做人！你张叔叔不是那号当官的人，他也是农家出生，跟我们样也有那种泥土感情。再说，你爹也不是那号攀贵之人，你把爹看扁了！我老子一身就是穷得硬气，村里的提留款子一分不差的交齐。”刘云成见惹火了老子，想着爹为做新楼日夜操劳，昼夜不眠，还有儿子焯焯也让爹操心，心里自责起来，忙陪笑着说：“这砌屋造船是千万代的喜事，您何必生气，这一个多月来又没有很好的休息，您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我知道你和张叔象兄弟那么亲，我保证给您请到他，接不来，我就是花几百块钱租专车也要接来张县长，您放心吧！”
　　入夜寒气袭人。霜降已过去有十个日子了，在明亮辉煌的新楼房里，就见阵阵白雾扑窗而入。刘云成见儿子刘焯有点哆嗦的样子，就说：“儿子，别抖，小男子汉拿点精神出来，明天让师付将铝合金窗子装上，那就和城里的楼房没有两样了。但有一样区别，就是城里的空气没有我们这里的新鲜。”刘家祖孙三代在这宽敞而吐露着石灰碱性味的新楼里，有说有笑，有追有乐，声音映得特别响亮，飞出窗外，飞向天际。刘老头感觉到了自己声如洪钟，突然觉得自己年轻了至少十岁。刘云成记起明天的事，知道爹不会再提起的，忙掏出手机拨通了张县长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还是一个女声。对方反问他是哪里是谁，他就说：“有朋友找张县长。”对方仍不肯罢休，就客气地说：“请你告诉我，你是谁。”刘老头瞪了儿子一眼，意思是：什么叫有人找，我不是你爹吗，他以为儿子不礼貌地在和张县长拉讪着，便伸手要过手机，很客气地说：“张县长，您好！是我，忠国，刘忠国。”柳莹知道不是什么烦事，就喊了张道然接电话。
　　一种特别亲近的声音犹如电焊条的碰撞，在送话器里产生了炽热的火花。刘老头赶紧双手紧握手机，就象是握着张道然的清瘦的手不肯放松，他激动地说：“我的新楼做起了，初十里请您来玩玩。初十是星期天，是您休息的日子。”张道然高兴地说：“祝贺！祝贺！”其实，星期天对于县长，尤其是艰难的大县的县长来说，也不算是休息日，他随时都准备着应酬，准备着处理公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张道然的心灵是难得闲暇而安宁下来的。再说，就是不是星期双休，他也一定会去桐梓湖的，他不能失信于一位纯良的百姓。因为刘忠国的新楼落成的喜悦，不仅仅是他们个人之间的一种感情连接着的同甘共苦而同欢乐的高兴，而是他作为一县之长，与广大农民生活发生了时代变化的高兴。近年来，农村的落后一面加之这人为的炒作而一直围绕着大县，围绕着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县长，他没有忘记上任时的誓言。刘忠国作为大县普通的农民中的一个代表，能欢欢喜喜地住上新楼房，可以说是值得“皆大欢喜”的大喜事。
　　只说了简短的几句话，双方就终止了对话。刘老头将手机递给了儿子，却还在兴奋不已，这小玩意真神气，我也还有这么一天自己亲自握着手机和几十里外的县长亲口说话了。然而当着儿子的面，他又不能喜形于色，便说：“我刚才一急，忘记了接你张叔叔全家了吧，你听到没有？”刘云成没有在意，在清理家什。刘老汉又接着问儿子：“刚才通了一次电话得多少钱？”刘运成说：“不贵，就一二块钱吧。”刘老头咋着舌头说：“还不贵，二块钱，我们可过一天日子了。”刘云成说：“你到县城跑一趟，一要时间不说，路费得多少个二块钱啦！”刘老头的想象可没有这么丰富，还是坚持地说：“你，你就不知道节俭，我和你娘不节俭，今天能做起这个楼房吗？”刘云成不服地说：“我们不出去闯荡，你一世能做起这个屋么？！”刘老头见儿子得志了瞧不起老子了，又愤愤地说：“人家谢家兄弟，没有出去，就靠着湖田湖水，早发了，做了几个洋楼了。”刘老头的话点拨了儿子的思路，刘云成说：“你上次说的，我想过了，我和梅子商量过，用我们在外挣的钱作本，在家里搞水产养殖，一定能发大财。而且我在外接触了些老板，销路不愁，保证比谢家兄弟搞得还好。”刘老头听儿子这么说，又觉得很婉惜，忙说：“你们不准备出去了！”刘老头见儿子没有答话，搬着木椅上楼去了。他也立起酸痛的身子，突然想到老伴还在屋外收捡忙着，知道人会久歇久懒的，便出屋去，把零散的砖头和杂物收理，集中到墩台一边去。刘云成不一会也出屋来说：“爹爹姆妈，您们休息去，这么多天够劳累的了，不把身子拖垮了，新楼房还等着你们享受呢！”几句话说得俩老心头热呼呼的，搬砖搬得更起劲了。好心情就是一股巨大无比的力量。
　　再过两天就是立冬的日子了，立冬意味着在江汉平原的大地上，以“水始冰”的冬季开始了。其实在这秋末的日子里已经有了冬的预兆，人们不仅要穿毛衣，而老人和小孩在早晚还得披上棉袄了。在刘忠国老头新落成的楼房前，暖融融的太阳早早地照在了平坦光洁的水泥地皮上。驱车前来贺喜的张道然和司机小刘坐在门前的矮凳上，和桐梓湖的村支书张治德、村长何银贵及前来贺喜的刘老头的亲友们，围膝畅谈。太阳照得张道然浑身热呼呼的，他满脸喜悦地说：“在过去，农家人户能住砖瓦房都是几代人的梦想，现在要不了几年时间就能住上楼房了。”何银贵笑着说：“不仅是住楼房，现在用的玩的都现代化了，和城里差不了什么。我们这有个顺口溜：三十四英寸彩电不够大，新款手机打天下，五千元摩托才潇洒，在家不能富是憨巴，出门打工是傻瓜，桐湖水是有黄金扒。”他有神有色地说着说着不觉自己笑开了，众人都前仰后瞻地笑乐了。张道然笑过后似乎觉得村长的话有点象五八年的浮夸调，与曾国超信上反映的大相经庭，便问：“你们桐梓湖村究竟有多少户人家住上了楼房？”正在屋边帮着杀鳝鱼的刘老头，沾红了满手的血，转过脸笑咧咧地说：“我暗地计了下，我是第三十四户住楼房的，全村只有百多户人家没有住楼房了。但都是砖瓦房，没有谁还愿住茅草房了。”一年轻人俏皮地说：“你是怕阎王爷不收不住楼房的，就赶紧做了楼房哟！”刘老头忙笑说：“你个狗日的，童言无忌，只当你狗日的放屁。”尽管都是闹着玩笑话，因为今天不同往日，是喜庆日，乡下人是最讲口忌犯讳的。
　　乏黄的太阳光懒洋洋的，它照在人身上不知不觉地就热烘起来。张道然解开金利来夹克衫的胸襟，显出灰绵绵的羊毛衫，又问：“村里最富有的是哪个户子？你们说说。”有的说是张家，有的说是李家。刚分田到户的那几年，是以万元户为致富标致的。经过一二十年的变化，万元的数字已经扩张到十万以上了。还是张治德有眼光，他胸有成竹地说：“我看只有谢家最富，他家光建的水产冷库就投资二三十万，大面积转包水面和低湖田千亩，除了他家，我看没有谁比他富了。再说，还是谢家弟兄敢闯敢学，有那种大气魄，象我们村干部几个人，就是何村长去年盖了栋两层的简易楼房，其余人都还是第三世界贫下中农。”张道然听得眉宇昂扬，觉得这么好的典型还从未没有听说过，经常耳闻目睹的是困苦农民和下岗职工和离退休老人。既然桐梓湖涌现出了靠水产业发财的典型农户，说明十年九灾就要遭受洪涝灾害的大县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水资源来做水的文章呢！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么。淡水在世界上不是紧缺资源呢！他思索着，觉得心头豁然开朗，又冷静地一想，还是先看看现场再说，便说：“治德，我们去看看谢家的养殖基地。”在场有人纳闷着，向张道然投以疑惑的目光，认为谢家在桐梓湖村也就这么一户，县长为什么不关心哪家是最穷的呢，看来过去最革命的穷根子到现在穷也不光彩了。
　　在张治德、何银贵的带路下，张道然兴致勃勃地和同来的乡邻们来到了谢家洋楼，果然是另一番世界，象电视剧里的，不是现实中的直统楼。洋楼是去年冬动工今春竣工的，大门两边还贴有褪色的落成红对联。张道在停在对联前看是：旺季生财志在先耕读更上一层楼，发家致富勤学本养殖又乘千里马。横批：鹏程万里。谢家老母笑嘻嘻地迎出来，告诉他们，伢子们去鱼池了。张道然等一行又顺着小路前住鱼田湖区。张道然伫立在围堰上，视野格外开阔，遥望着千亩河蟹基地和黄鳝网箱，激动不已，思绪万千，悔之上次来时没有深入调查了解，不然，这次可把全县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们带到这里来，开扩眼界，扭转观念。他不无感慨地对众人说：“二十多年前，我在你们村驻点，那时号召乡亲们与天斗与地斗，围湖造田，发展粮食生产。想不到这几年乡亲们靠市场引导，自主退田还湖，调整结构，取得如此好效益的生态农业，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还是群众有智慧，你们当干部的不能光看着群众发财住楼房，自己当无产阶段，现在的无产者不光荣，当然致富光荣必须是勤劳致富才光荣，还是小平同志说的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张道然感慨着，自然想到了现实中的大多数贫困户子，扪心叩问自己，难道就是在农村中也有了这么大的贫富差别？曾国超反应的农业面上的问题，这说明在大县农村的整体发展不平衡，整体经济实力还不强！
　　他们正看着谈着走着，乡里的党委书记曾国超和乡长一行人赶来，他们热烈地和张道然打过招呼。张道然欣然地说：“国超啊！你老在替三农叫苦叫穷，想不到你这里还有这么突出 的好典型，真是看不见的水下白莲藕啊！”曾国超便辩解说：“张县长，我那是为整体和大局作如实汇报，象桐梓湖的谢家典型毕竟是个别，是少数，比起洪湖蓝田，那真是捉襟见肘，小巫见大巫。”张道然插话说：“不是个别的，我们这里已经百分之八十的户子都有了自己的水产养殖基地。曾书记，您别瞧不起这些荒湖水面，不起眼的网箱啦，就说黄鳝现在一斤已买到了二十多块，一口网箱就是几千的收入，就怕市场突变，一钱不值，亏了血本。”张道然趁势说：“我们不能小看典型的作用。”他接着又问一直陪在旁边没有发言的谢家老二，说：“现在的销售渠道象么样？”谢家老二深幽的目光藏笑说：“现在一般是下午取鱼，连夜运输，第二天一清早就到了城里的集贸市场，中午鲜美的湖区鱼肴就上了餐桌，一环一环扣得蛮紧的。”张道然又问：“说你们主要是销往广州？”谢家老二如实地回答说：“不瞒您说，我们和广州的市场都是通的，本地的小养殖户，都是靠我们帮助贩运出去的，我们也赚点手续费。” 张道然又转向乡村干部说：“他们以市场为导向，自成体系，不要政府操心出力。再说现在政府也操不了市场的心啦，这个经验太好了。”他们踏着湖埂慢步，根本看不到水面的鱼儿，不知不觉来到了谢家冷库。冷库不大，就二百个平方。谢家那油黑的儿媳介绍说：“马上进入冬季，冷库正在进行换季清洗。”当她听说是县长贵人驾到，忙高兴得不知所措，又欢快地说：“德书记，您快带他们到家里坐去，这脏又腥的，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 张治德说：“他们在城里难得看到的，特新鲜，就是要亲眼来瞧瞧。” 张道然又详细地询问了喂养技术等问题。谢家儿媳睁着秋水似的眼睛，遗憾地说：“要是我们有了繁殖技术，真还要发大财了，听说鳝鱼的人工繁殖国家都还没有过关，我们现在都叫囤养。” 张道然“嗯”着，却深深地记在了脑海，毕竟他也不懂这技术，又说：“看来这种模式正适合广大农户发展，我们要很好地总结推广。” 张道然回县后，要政府办公室安排报社赴桐梓湖进行了专题采访。一星期后，《大县报》在头版大篇福的报道了《让桐梓湖告诉大家》的水产养殖、贩返的典型，还加了做好水文章的编者按。大县县委、县政府也作出了《关于大力发展水产养殖的决定》。
　　
　　五十七
　　
　　耕地如泥也如金 转包出租所归谁
　　
　　才五点钟太阳就落山了，寒冽袭绕着大地和村庄。林子安的东家老婆正忙着做晚饭，颜医生的电话响起，他接上电话，便向楼上喊：“老林！接电话，总支里找。”林子安正在房里躺在床上听收音机，听到喊声，便拿掉耳机，下楼来问：“颜医生，喊我？”颜医生说：“是的，总支的电话找你。”林子安到医务室去，接起电话说：“喂！我是。”对方急冲冲地说：“谢家村出事了，书记被人打了。总支里只有郭书记在家，他已经赶去了。”林子安听出来了象是炊事员的声音，刚“嗯”了下，正欲下问，对方却将电话挂了。林子安心想，怎么什么事都扯到工作组上来了，难道打架相骂的也该工作组管！他再一细想，毫毛都竖了起来，难道是因农民负担问题闹出的事。县里早说过，出了事都是要追究工作组的责任的。他更担心的是驻谢家村的蔡其明已脱岗去深圳多日，星期一他到镇上去参加工作队的碰头会，和驻镇的队长打私商量地沟通了此事，队长也考虑到林子安提出的实际情况，都十冬月了，二十四节气的小雪已过大雪将至，县里马上要进行检查验收撤兵回巢了，再叫单位上也难得抽出其他的补替，替补来又不熟情况，反会把村里的事搞糟，就叮嘱林子安一定要兼顾好谢家村的工作。虽然林子安人住在东荆河村，在这样的特殊情况，谢家村出了事，他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还会连累到驻镇队长也要挨县里批评。林子安放下电话机，事不宜迟，也不管自己处不处理得了，二话没说，也没有说话的对象，就到邻居家借了辆自行车，向颜医生说不等他吃饭。颜医生看他焦虑的样子，也不问原由，因为在工作上颜医生一向不参他的政，便说：“这么晚了，我用单骑送你去。”颜医生在村上是第一个买单骑的人，是为了到镇上购药和上门医诊的方便。一二年了，村上发展有了四五辆单骑，有的是在农闲时搞营运，一个人五块钱可送到镇上去。林了安说：“不用了。”便匆匆蹬车飞去。
　　一路强劲的冷北风阻滞着林子安吃力地蹬车前行。他使出全身的气力踏着，热血在他的全身奔涌，温暖着他的身子，使他冷漠的双手和脸面热乎起来。天色灰朦渐黯起来，林子安跌跌撞撞地进了谢家村落，直奔村支书谢明华的家。那是个三间的旧平瓦房，家里正围坐着总支和村里的干部。林子安进屋一眼就落到谢明华的身上。谢明华没有起身象往日迎接，而是轻声说：“林队长来了。”这时幕色垂下，人像已经摸糊起来，一村干部忙起身拉亮电灯。林子安终于看清了谢明华敞开着胸襟，一脸的怒气，但也不见伤着哪里，有什么疱的血的，他心情稍稍平静些，便问：“怎么回事？”村长贺崇清介绍说：“本来不关谢书记的事，是王昌贵前年初春将自己的两亩责任田转包给了村里的另一农户，今年六月份他在外混不下去了，就回来了，可田让人家种着中谷，人家又把今年的二百块钱转租费给他了，他看人家的中谷收得好，当时就眼红了，现在油菜苗也长得好，就要收回田，人家不让，说合同在明年三月份才到期，他就闹上门要打人，说合同只签了一年。人家说我明明付了二年的钱，要不然，你退一年的钱。谢书记知道了此事，前去制止他们打斗，说几句直话，这是上午的事。下午，王昌贵在家里耿耿于怀，想不过来这口子怨气，就冲上谢书记的家里来，兴师问罪，不由分说，举拳打人。哎，现在的社会，真是狠人当道！”林子安听了他的不成条理的叙说，更是松了一口气，毕竟不是因为农民负担问题，这才安心的坐下来。
　　林子安坐下后，又望了下郭小川，再把明亮的目光落到谢书记的脸上，问：“谢书记，伤着哪里了，不要紧吧？”谢明华拍着桌上明晃晃的菜刀说：“他要不死走，我老子今天就放了他的血！”他又挺着胸脯说：“就打了我二拳，没什么，那两下子都吃不了还能当这个书记呀！”林子安再问：“王昌贵是个什么人？”村长又气鼓鼓地介绍说：“是谢书记的舅老，他真不是个人！还是在九八年吧，谢书记看他想包田种棉花，又没有钱，就借给他三千元交村里承包原林场的田二十亩。”谢明华插话说：“哪里是借罗！”村会计进一步补充说：“是谢书记担心他赖村里的帐，三千块直接交给村里的。”贺崇清接着说：“也是机运不对，由于棉花价格陡落，又遇上九八的洪水，产量又不高，没有收几朵棉花，亏了血本，他九九年就跑出去了，至今分文没有还，这两年光欠公粮水费就两千多块，一分钱没有交。而他把别人给的转租钱自己用了，现在可以说他是个无皮侉！终日游手好闲，对这样的人，林队长，你说怎么搞？”林子安听着，没有回复，他也不好回答，自己是个垮台单位的副主任，企业没有行政职能，更没有法律手段，自己能把他怎么办呢？说服教育他会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