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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是想写“我的朋友丽”的，一是因为这个“丽”是一位女同志，我这一个年过半百的老男人称人家是朋友，多少有点别扭。二也是我从来没“敢”把人家当朋友，更多的是用一种崇敬或仰视的目光看她。这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被丽的气场和风度折服了。
　　
　　那还是我参加工作后不久，作为一个初学写作的“文学青年”，得知县文化馆在编辑一张文学小报，便缠着原来也在文化单位工作过的母亲带我去，介绍我认识一下编辑，看能否指导我一下。母亲拗不过我，只好在一个礼拜一的下午找到了文化馆。经过一打听，人家告诉我们说，报纸的王编辑正在二楼的办公室里看稿子，你们去吧。在文化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我第一次看到了编辑，也就是“丽”。
　　
　　她坐在一个背对门的办公桌前，上身是一件小蓝格子的外套，里面的白衬衫领子翻在外面，下身是一条普通的黑色裤子。发觉我们进门，连忙放下手中稿件，起身招呼并为我们到了两杯茶，然后就回身坐了下来，翘起了二郎腿，神态端庄的看着我们娘俩，虽然谦虚有礼，却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当听了我母亲的介绍，知道我是来“拜师”的时候，更拉出一副老师的派头，拿着我请她指点的稿子，先是一番高谈阔论，后开始逐字逐句的批评我的稿子了。当我们要起身告辞的时候，“丽”又对我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鼓励话语，虽然她的年龄并不大（后来熟悉了，我们亮出了身份证，虽然是同年，她却比我还小几个月），却始终给我一种长者和师尊的派头，而对我更像是一个初进师门的小学生。
　　
　　过后不久，我们又在一次全县的文代会上见面了。这届文代会开的规模很大，三天的会议并统一食宿。县里比较知名的作家、艺术家都参加了。奇怪的是这些知名的“家”们都做上了主席台，而“丽”却和我们一群“文学青年”坐在了台下，和我们是同样的“待遇”。而在随后的几天里，“丽”虽然和我们并肩而坐，而她不仅处处以老师的神情自居，更俨然成了我们一帮“文学青年”的头。开会讨论常常成为她一个人的“包场”，会议间的“自由活动”，“丽”干脆要带我们一帮小青年去风景区“采风”，我们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受到领导的批评？“丽”像个“大姐大”一样的大包大揽：没事，我不讲他们没有人敢讲。还是一副权威的派头。
　　
　　后来我们一起去“采风”了，但果不出所料，回来就遭到文联领导的严厉批评，说我们无组织无纪律。我们一帮“文学青年”原指望“丽”能帮我们扛着，没想到她受到的批评更严厉，原来文联领导并没有拿她另眼相看。过后，“丽”在我们的面前一直对领导的批评不服气并耿耿于怀，并对我们说，她发的作品虽然没有文联的领导多，但名气并不比他们小，因为她认识许多省市报刊编辑，还跟他们是好朋友。尽管我们也能看出这里面有不少“吹”的成分，但我们从并怀疑她的能力。而在这以后，我们也能经常看到她在市报副刊或杂志上发的一些散文诗歌作品，虽然篇幅都不长。但那铅字排出来的“丽”的名字，足以让我等折服了。
　　
　　我们一帮年岁相当的文友们在一起都很开心，并经常喝酒聚会，每次喝酒聚也都会谈到她，作为小青年中的一个女性同道本应该是一个被邀请的热门人物，同是文联会员的另一个女作者就是这样，这位女作者相貌远不如“丽”的精致，也没有“丽”的体面工作，但只要我们聚会喝酒，这个女作者总是焦点。而就是因为这一点，让我们和“丽”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感。为此，“丽”没少挖苦我们，说我们是一帮“乌合之众”。我们也想在聚会时邀请“丽”来，但只要一提起来，我们这帮小青年总会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前去邀请，因为不仅“丽”有些可怕，还有她那相依为命的妈妈。
　　
　　说到“丽”就不能不提她的妈妈。在我的印象中“丽”是县文化馆的一个小报编辑，而实际上“丽”不仅不在文化馆工作，也不在县城，而是在县城郊区的一个乡文化站工作。父亲早年去世，母亲是一位教师，退休后就把爱好写作的女儿弄到了乡文化站工作。在女儿心中，母亲最大，而在母亲心中，女儿更是无人能比。我们一帮人也多次去过“丽”的家，那是县郊区的一个村子，每次去，母女都会热情招待，但招待之余，先是要听“丽”的一番“讲座”，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而随后就是听“丽妈妈”对我们一番的评头论足，却是我们难以接受的。但如果说这还是“无所谓”的，再后面“丽妈妈”的一番连说带骂，甚至有时候能把人骂的狗血喷头，却是我们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了。有文友甚至说，怪不得“丽”还没对象，有这样的丈母娘，谁敢娶“丽”？
　　
　　其实，“丽”不仅会写诗写散文，还会“算命”。这让我的一位在市里工作的的朋友佩服的五体投地。坚决要到“丽”的家里让她很好的为自己算上一卦。那是一个盛夏的礼拜天，朋友又带着一位朋友开车专门接上我，一块向“丽”的家出发了。到了“丽”家，“丽妈妈”正在门口的大树下乘凉，步履蹒跚，手拿着一把芭蕉叶忽闪忽闪的扇着。“丽”一看见非常高兴，寒暄过后，又找来邻居的一个中年人为我们杀鸡准备饭菜。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也是本乡本土，就当起了半个东道主，为两位朋友频频敬酒布菜。“丽妈妈”更不例外，一边喝酒聊天，一边又骂其我们这一帮小青年了：都不是东西，光顾谁谈谁的恋爱，“丽”到现在还没有对象呢！看看“丽”，“丽”似乎没有听到 ，光顾跟两个朋友谈“卦象”了。
　　
　　我在心里替“丽”暗暗叫屈：有这样的丈母娘，谁愿意追‘丽’啊？想追“丽”也得有这个胆量呀！这次一别，又过了几年，我们这一帮人都结婚成家，甚至有小孩了。那个与我们经常聚会的女作者也在外地结婚了。而这其中独独剩下了“丽”，不仅没结婚，连恋爱都没听谈过。我们也分析过原因，“丽”虽然谈不上地位，而且有一点傲慢，但“丽”身材高挑，模样精致，在女孩子中也算中上的。还热爱文学艺术，很有气质。怎么会成为了“剩女”呢？我们这一帮小年轻不知道“丽”有没有意思，但归根结底谁也没有胆量去和“丽”谈情说爱，甚至说话都没有人敢“造次”。更别说敢追“丽”。不是“丽”长得不漂亮，也不是人品和工作有问题。就是她那种“长者之风”和一副“师道尊严”的气场和派头，让我们一群小青年们就是有贼心，也没有那个贼胆，何况背后还有那样一位“老太君”一样的妈妈呢。
　　
　　让我发誓再不见“丽”的还是八十年代的一次笔会，这次笔会是在市里的一家宾馆里举行，时间是一星期，不仅有很多作家，还有一家文学杂志社，要求所有参加笔会的人都要拿出一篇文学作品，边开会交流，按照杂志社的要求修改作品。一块参加笔会的我们县有好几名。因为平时我们都有交流，所以参加笔会的不管是市里的还是各区县的，大家基本上都比较熟悉。因此，报到没多久，大家都成了朋友，相处更是融洽。我和“丽”都参加了。“丽”带了有诗歌和散文，看来她和市里一些领导，尤其是编辑作家们都非常熟悉。而对我们这些一起过来的文友有点不屑一顾。这期间刚好我有一部电视文学剧本要在市杂志下一期推出，编辑要求我开会之余校对一下剧本，这让不少青年作者有些嫉妒。“丽”对我抱着一摞校对稿虽然有点无所谓，但从她的种种神情中还是可以看出，心里还是很难受的。我还是表现出很尊敬她，因为我始终觉得“丽”就是我们的老师，始终是让我始终仰视的。
　　
　　笔会最后一天大家都喝了酒，彼此兴奋，有人还有点依依难舍，尤其是青年作者们闹成了一团，有人还乘机拥抱了一些女作者，“丽”的脸被酒精烧的通红，在一群人中说说笑笑，也成了焦点。这时我看到市里的一个青年作者上前楼抱住了她，“丽”吓了一跳，但没好意思发火，只好极力挣脱，因为男作者的臂膀实在有力，“丽”连挣了几下都没能挣脱，脸涨得通红，甚至有点恼了。我实在看不过去，就上前拍了拍那人的肩膀。男作者也感到了自己的失态，放开了“丽”，“丽”也渐渐平息了下来。因为杂志社需要我一张照片下一期要同电视剧本一起发出来，我就提前告别大家去照相馆照相去了。至于“丽”他们怎么回程的，我一点也不知道。
　　
　　而这之后的又一次见面也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交集。一个月以后，发表我电视剧本的杂志出版了，我拿了两本杂志兴冲冲来到乡下“丽”的家，远远看到，“丽”的家门是开着的。我走到门前，从门口朝里望去，只见“丽”正坐在屋里间的床上，外面有一道布帘子，半掩半挂，进门我就对她喊了一声，自信“丽”绝对知道是我来了。但让我想不到的是，里面传出来的是“丽”的一声冷冰冰的声音：“谁呀？怎么不报告就进来了？”天哪！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又喊了一声，并特别说明“是我”。想不到那声音不仅冰冷冰冷的，并变得更加的严厉：“怎么不报告？出去！”
　　
　　我简直懵了，这还是那个平时总是以老师自居，虽然傲慢但又不失正常人情的“丽”吗？我僵立了一会，这时，正好“丽妈妈”回来了，我像是找到了救星，赶忙问她“丽”到底怎么啦？而“丽妈妈”的话更不客气：“你还敢来？做了那种事情你还敢来”？我更是摸不着头脑了。就问“丽妈妈”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到底做什么了？“丽妈妈”说：“你还好意思问呢？上个月在市里开笔会，散会了，你朝“丽”的包里塞了什么”？我赶忙说：“我能对她包里塞什么？我出去办事去了，也根本不知道“丽”是怎么回来的呀”？“丽妈妈”审视了一会，非常气愤的说：“你们都是多年的文友了，都结婚成家了。我们家的“丽”还是一个人不说，你怎么还把臭袜子塞到她包里，这不是糟践人吗”？
　　
　　天地良心，我不仅不会做，更想不到。但不管我怎么解释，“丽妈妈”总不相信，她说，是“丽”亲口告诉她的，也是“丽”亲眼看到的。我更不解：亲眼看到我往她包里塞臭袜子，她当时怎么不说？我怎么一点也不知得到？不管这个“臭袜子事件”是否乌龙，“丽妈妈”是相信了，这也成了“丽”与我们一群人决裂的借口了。而我自从离开“丽”的家以后，不仅仅是我，我们这一帮文友们都再也没去过那个乡下的小院了。从建国四十年起，五十年、六十年、直到七十年，我们一群“文学小青年”变成了退休工人，老头或老太太。我们都再也没见过“丽”的影子，更没有见过她发表过作品，两年前，听人说，“丽”疯了，更没有恋爱结婚，“丽妈妈”死后，“丽”收养了一个女孩，相依为命。好在“丽”是在乡政府工作，收入稳定，病有所医。
　　
　　“丽”工作和居住的乡政府与我居住的生活小区相距最多不过几公里，我很想去看望一下，就四处打听“丽”的近况。有文友严肃的告诉我，千万不要去了，说“丽”现在已经六亲不认了，精神病发作起来还打人。我不仅已经年事已高，还有脑血栓后遗症。“丽”如果知道我家以后，经常往来，万一“丽”精神病发作，我一家还能安泰吗？这让我不得不让我担心，虽然在“丽”的面前我心里干干净净，更没做过什么“亏心事”，但这里面到底有没有误会？是怎样的误会？没人知道。我们就是一帮上世纪八十年代涌现出的“文学青年”，只是后来走的路子不一样，如果“丽”当初不是那么太过矜持，只要稍微放下一点威严，给我们这一帮人有一点点“放肆”的胆量，“丽”怎么可能会没人追，直到现在还孑然一身？也需她的精神病病有种种因素，但绝不排出直到现在还孤身一人的心理问题。这也可能成为她一个永远的悲剧了。
　　
　　我们几个老伙计相聚的时候每每议论起“丽”，都感到无比的伤感。而近日一位老朋友带回了一段视频，更让人倍感伤心。朋友说，他是去乡下办事，是偶尔碰到“丽”的，在乡政府旁边的一条路上，一个女人的声音喊了我朋友一声，朋友转脸一看，在一排平房门口站着一位中年妇女，因为天热，女人只穿了一身好像是睡衣睡裤，随随便便，蓬头垢面，与一般邋里邋遢的乡下女人无异。朋友仔细一看，才认出是“丽”。“丽”表现的很客气，但眼神却总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她过来不容分说，就把我的朋友拉进她的家里。朋友进门一看，眼泪差点下来了。这哪像一个家呀。平房有里外两间，外间就是一个小方桌，几把小竹椅，还有一个煤球炉子。锅碗茶瓶茶杯牙刷牙膏等用品一律都放在水泥地上。为了降温，“丽”还用塑料桶把屋里倒满了水，而她本人就穿着一双塑料拖鞋。一走路，哗啦哗啦的水响。里间屋一张床上堆满了衣服被子等，一个电扇放在地上，连着电线，呼呼的吹着。这屋里最值钱的电器恐怕只有这个电扇还有一个脏兮兮的电饭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