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剧，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前辈们的浴血奋战，始终激励着国人砥砺前行。解放战争这段史实，无论老一代还是新一代，都有广大的关注者。这段历史，以小说形呈现于大众之前的作品少之又少。且本书第一章均可单独成篇，作为短故事看亦无不可。其中大部分章节均可以改编成电影或者连续剧。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和建国八十周年均即将到来，这类作品将成为热门。望有志于此者能予以关注，甚盼！

　　一
　　抗战胜利，沦陷区人民欢呼高歌，对新的生活寄予美好期望，眼巴巴盼望中央政府派官员来重建政权。
　　上海、南京等地，敌伪竟相抛售各种私产财物，害怕国民党来了没收，而这些资产大部分是他们从老百姓手中抢夺的。
　　市面上东西多得不得了，物价大跌，城市一下子由穷变富了。但是，好景不长。政府向各省市成立的党政接收委员会派出的接收大员们，犹如飞蝗，向沦陷区的各大城市遮天蔽日地扑过来，他们大肆掠夺强行接收据为已有，大发接收之横财，市面上的资财转眼间消失了。
　　上海乃是中国最大城市，京沪杭地区又是全国最富庶之区，上海自然是一块肥肉，成了各方争抢的目标。
　　统辖京沪杭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想自已接管上海，去和蒋介石商量。但蒋介石决定让汤恩伯去，道：“墨三兄身任战区司令长官，统辖京沪，坐镇东南，肩上担子不轻啊！不如让第三方面军汤恩伯去吧。汤恩伯服从心强，不大有野心，而且他又懂得生意，记得中原会战转移阵地时，他叫士兵们每人背一箱前门牌香烟，日本人嘲笑他，我们的人也骂他，惟独我认为他做得好，试想兵荒马乱的，他还记得做生意，这个人是可以重用的。”
　　顾祝同心中甚是不满，又不好说出来。
　　于是，蒋介石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宣布十五个受降长官到日本投降地区接受投降。
　　这十五个受降区和受降主官是：
　　第一战区长官胡宗南，接收洛阳；
　　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接收山西省；
　　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接收嘉兴、金华、杭州；
　　第五战区长官刘峙，接收开封、新乡、南阳、襄阳、樊城；
　　第六战区长官孙蔚如，接收武汉、沙市、宜昌地区；
　　第七战区长官余汉谋，接收曲江、潮汕；
　　第九战区长官薛岳，接收南昌，九江；
　　第十战区长官李品仙，接收徐州、安庆、蚌埠、海州；
　　第十一战区长官孙官孙连仲，接收天津、北平、保定、石家庄；
　　第十二战区长官傅作义，接收察哈尔、热河、绥远三省；
　　另外，何应钦属下四个方面军：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接收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接收广州、雷州半岛、海南岛；
　　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接收南京、上海；
　　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接收长沙、衡阳；
　　陈仪将军为台湾受降主官，英国海军少将哈考脱为香港受降主官。
　　（第四战区长官为张发奎，1945年2月改编为第2方面军。第八战区长官为朱绍良，辖陕甘宁青绥）
　　十五个受降区没有一个是中共人士。
　　其实在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拟出的受降人员名单中，曾有朱德的名字，当侍从室一、二处主任林蔚和陈布雷将此名单转呈蒋介石审阅时，蒋介石目光突然在一个名字前停下来，这就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蒋介石脸色顿时阴沉，随即拿笔将这个名字划掉。陈布雷婉转道：“先生，中共只有一人，加上为好，对内对外也好交待！”蒋介石沉着脸说：“就让他们待命好了！”蒋介石一离，陈布雷即摇头对林蔚道：“蒋先生连这点气量也没有，恐怕日后反而弄巧成拙……”
　　
　　汤恩伯接到命令，立即开赴上海。
　　此时，新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也率领大批随员启程前往上海指挥接收。与此同时，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也到上海赴任。
　　奇怪的是，上海市的繁荣已经不见了，市面萧条，胜利后的欢乐很快从人们的脸上消失了，人们在街市上匆匆而过，脸上却是倦怠的神色。
　　汤恩伯来到上海，选在华懋公寓举行受降仪式。受降主会场摆设得较为隆重肃穆，正面主座席背后挂着中国国旗，主座席上已坐满了中国和盟军方面的官员，汤恩伯坐在正中，对面是受降席。
　　仪式开始，日本登陆部队第十三军团司令官松井大将被人引入会场。
　　这时，汤恩伯忽然站起来，他伸出两手，对进来的日本司令官松井谦恭地说道：“对不起，松井将军，今天请您到这儿来……”
　　身边的美国顾问立刻警告他说：“汤将军，要顾及你此时的地位，你是代表中国政府的，你是战胜者，对投降者不能客气，你应该说，我命令你。”
　　于是，汤恩伯回座，挥挥手让松井退后一步，方腔调呆板不自然地说：“我命令你坐下，呈上证明文件，并在投降书上签字！”样子颇为滑稽。
　　受降仪式完毕，汤恩伯仍觉不安，走到松井跟前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应该事先演习一下才是。”
　　
　　上海市也和沦陷区各大城市一样，物价暴涨了。银行的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要把伪币换面法币。牌子上挂着“伪中储券二百元兑换法币一元”的字样。有一个小商人模样的干瘦老头，抱着一箱伪钞，坐在人群旁边号啕大哭，并把箱子里的钞票一把一把抓出抛向天空：“这是什么世道呀，这怎么活呀！”他嚎叫着，票子飞得到处都是，但是人们毫无表情地看着他，拾捡钞票的人也不多。
　　重庆方面则不停顿地把一箱箱新法币抛出，飞机每降落一次，轮船每停靠一次，上海市场便受到一次游资巨浪的冲击。
　　市民百姓面临饥饿的威胁。
　　人们排队在米行门前，米行门前的米价牌上写着“大米每斤一万四千元，”有个老太婆拿着买米的空袋子，先是站在旁边无望地看着，然后发出绝望的哀号。
　　街区上的熟食摊上，明码标价，写着吓人的数字，如：“馒头每只四千元”，“烧饼每个五千元”，拄着拐棍的乞妇们从旁走过，看都不敢看一眼。
　　汤恩伯在他的办公室接到报告，说他的部队在街上和人发生了战斗，急忙驱车赶往现场，只见街头血肉横飞，陈尸满地。副官告诉他，这里原是一所日本俱乐部，第三方面军前来接管，同时，上海警备司令部也派人前来接管，双方发生争执，开枪对射，死伤多人。汤恩伯问：“咱们死了多少人？”副官道：“还没有点清，估计有十来个。”汤恩伯有点动怒，又问：“他们死了多少？”答：“也有二三十个！”汤恩伯这才转怒为喜道：“算啦，谁也不要提了！把他们拖出去埋了。”
　　二
　　接收大员分赴各地，广大的敌伪占领区很快掀起接收狂潮。
　　敌伪财产本系沦陷区人民的膏血，九月五日，陆军总司令部成立了接收计划委员会，何应钦为主任委员。
　　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十日报请蒋介石批准，除有关军事系统的接收仍由陆总主持外，一切“逆产”的接收与处理大权，统归行政院独揽。
　　至此，接收权力分由两个机构掌管。一个陆军总部接收委员会，一个是行政院接收委员会。
　　这是千载难逢捞肥发财的好机会。一时间京、沪、平、汉等地猛然间冒出众多接收机构，各不相属，接收大员成了风云人物。
　　凡敌伪人员无论公产私产，一切财物资产，都成接收对象。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见到什么都如饿狗猛扑过去。
　　发国难财的争夺由上到下，渐趋燎原之势。
　　举几例可见一斑。
　　陈诚的嫡系军长胡琏不无炫耀地对人说，他私自接收无帐可查的光轿车就有一千多辆，他说他亲眼看到何应钦送给亲友二十多辆新型轿车。
　　在国民党高级大员中，陈诚算是廉洁的。他的参谋处长谢士炎，被委任为武汉前进指挥所主任。他一上任，日军驻武汉兵团司令就在日租界设盛宴款待，十二位日籍少女陪酒，谢一晕再晕，被灌得死去活来，之后遂成这里的常客。伪武汉警备司令暗中贿送租界洋房三座，别克牌轿车三辆，金条二百余根和伪储备券两汽车。
　　陈诚一手提拔的战车总队长石祖黄，在接收中私占了北平和天津两座日军高级将领的大公馆，又在南京湖南路盖了一座大公馆。三公馆皆有花园、假山，装潢得富丽堂皇。
　　陈城亲信莫与硕到广州接收盗卖军火，事不精细被舆论逮住，陈恐引火烧身一枪把他崩了遮丑。
　　南京的日伪官员多如牛毛，到处肥得流油。
　　接收大员到达后，即与日伪合流，整天忙于抢占公馆，征调汽车，封存物资。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斗鸡闸一带众多的公馆别墅，均被高级将领们霸占，各色高档家俱尽其享用，用不完的变卖为金钱。
　　汤恩伯手下有一个贺鸿棠，在接收中捞到大批金条，他以此为资本在南京太平商场开设地下钱庄，专门以高利贷吸收官僚和军棍的黄金存款，生意极盛，黄金存款疾增至万条以上。
　　变卖敌产，倒腾黄金，甚至强占人妻成了风靡之势。一时间全没了秩序，有人给汉奸定下价码：小汉奸出法币三十万元，巨奸大恶拿出大堆的金块，即可免罪赎身。
　　上海集中了东南地区半数以上的敌伪产业。军方派员、潜伏特务、地痞流氓及被策反的伪军，像一场蝗灾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满世界地漫池溢。大量的现金、物资、汽车、住宅、机器被一批批来路不明的人强劫掠走；对房产、仓库、货栈、商号的接收，无明确的管辖范围，往往是数十个互不买帐的帮伙恃力争抢。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争夺一处日军俱乐部展开枪战，死伤多人，以上述过。宣铁吾的上海市警察局也与毛森的军统特务多次火并。
　　劫收大员一夜暴富者见多不怪。一次戴笠在杜美路召集五百多军统特务开会，特务们自带的进口派克、别克、雪佛来等各种豪华轿车就停满四条马路，连戴笠也不免吃惊，不得已下了一道命令：凡赴集会乘坐的汽车，一律不准停在附近。
　　北平、天津、广州、武汉等各大城市到处是昏天黑地，接收大员们无所顾忌地你争我夺，物欲横流。
　　负责平津接收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让他的胞侄孙敬亭任天津市政府参事，到天津劫收。有一个叫戚文平的，自称是国民党游击队的头子，劫夺了一二十斤重的大块白银几十箱密藏在一个地下室里，孙敬亭侦知后，即以十一战区名义予以封存，塞入自己腰包。武清县伪县长柳世平是块肥肉，孙敬亭一面说他罪大恶极要予以法办，一面暗示有办法帮他解脱，于是柳世平的金条、房产、汽车、买卖、布匹及其它存货，大都归到孙敬亭的名下，柳的罪名也就一笔勾销。有一个海军上校刘乃沂，被派往天津接收仅半年就成了巨富，拥有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半打，汽车数辆，金条和珍珠用桶装。
　　“中美合作所”的小头目蔡春元、谢大傻等人窜到广州，先是劫走伪禁烟局所存的七万多两鸦片，跟着就有计划地绑架有钱的台湾籍商人，勒索钱财。平时他们进金饰店拿首饰，进茶楼酒馆大吃大喝，从不付帐，谁如果向他们要钱，他们立马拍着腰上的手枪恶眼骂道：“老子出生入死抗战多年，你这点东西值个屁!再不识趣，老子就锥你几个洞!”
　　第六战区成立了一个接管日方物资的委员会，负责接收武汉及湖北境内所有的敌伪物资。该战区副长官郭忏利用他担任的主任委员的职权，收受了大批日伪贿赂的现金、鸦片、军粮、食盐、轮船、汽车等计在五百个亿元以上。这些东西除大部变卖外，用轮船将十辆汽车和其它物资运往南京，打点各路官长。在行政系统的接收改由行政院主持后，郭忏从他的私库里拿出价值四十亿元的绸缎布匹和日用品，赠给第六战区长官部、六战区兵站总监部和武汉警备总司令部的官兵家眷，以买好部属。有人检举他受贿之巨并庇护汉奸，不但安然无虑，而且还平步青云，步步升官。
　　有一叫徐怨予的，因与中统挂上了钩，担任了中央通信社武汉分社社长，到武汉后即乘机大肆窃掠。江汉路50号千代洋行的四层大楼储放着各种商品，二层和四层有四个库房存满了照相器材，徐怨子将这些器材全部偷运出来攫为已有，计有三十多吨，价值三、四十亿元。此外，他还窃掠了投敌的军阀方本仁和伪汉口市市长石星川的大批财物。方本仁住宅所存五十多只皮箱、几百件家具用品及货物，徐怨予连搬三天，将其洗劫一空。石星川的家也被徐搜劫，汽车和大量什物都被徐占有。
　　接收中贪污受贿抢劫偷盗浊浪滚滚，弄得民怨载道，举国愤怒。
　　黑暗过去后出现的光芒，像流星一样从夜空划过，沦陷区人民苦难的眼中又噙满了痛苦和绝望的泪水，愤怒而又无奈。有小儿歌四处传唱：“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国统区内，政府为了准备内战，所需军费急剧增加，财政赤字猛升，国统区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商业大量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农村闹灾荒，大量青壮年劳力被抓兵拉夫，加上沉重的捐税和田赋，国统区的人民日益被推上绝境。城市里不要说穷苦的工人，连公教人员也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成都的小学教师每小时授课收入四千元，而一碗茶水就要八千元。广大农民以草根树皮和观音土充饥，竟至易子而食。
　　国统区饥民汹汹，饿殍遍地。
　　蒋家王朝风雨飘摇，气数已尽。
　　
　　蒋介石在他的办公室里，每天都接到各种不同的报告，秘书陈布雷忙着搜捡那些较为重要的提交蒋介石阅看。蒋介石看着这些报告，脸气得铁青，空气紧张而低沉，随时都会爆炸的样子。
　　中央监察委员崔振华在报告中写道：“接收人员之杂，接收机关之多，出于不同系统，各不相属之接收机关。私人接收、系统接收、地方接收、中央接收，你争我夺，混水摸鱼。各地敌伪财产和物资，通常都要经过一接再接，甚至三接四接。接收之次数愈多，物质克漏，产业损失愈大。五马分尸，一劫再劫。其流弊所致，行如一洗再洗，如梳如篦。”
　　宋子文电报称：“上海军政部接收之布尺，四倍于经济部所接收者，其中不合军用者，达三百余万尺。北平方面，行营所接收各种物品，其价值至少五十亿元，远较其它机关为多。”
　　又有密报称：“军政部强行接收徐州民有企业烟草公司和酱油厂，声称，当兵的不能吃纸烟吃酱油么，谁说不属军用。”
　　还有密报说，某某将军将接收财物据为已有，大量转运售于外地，私吞二十亿元；某某将军贪污饱足后，又将接收物资中提取价值四十亿元的资产分送上司官员等等。
　　负责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毓麟直言不讳：“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丧失了人心，在一片胜利之中，埋下失败的定时炸弹。”
　　蒋介石叹气道：“只图接收财产，不谋开展者，致生产萎缩，工人失业，贻中外人士以‘接收即停顿’之讥，此实为抗战胜利后，革命政府最大之耻辱。”他后来更说：“高级军官们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开始于接收。”
　　三
　　在接收敌伪财产的狂潮里，国共两党都有人乘机浑水摸鱼大发洋财甚至不惜生命，但是两者的目的动机却有着天渊之别。在这里，我们讲两个人的故事，一个是上文提到的国民党人刘乃沂，另一个是共产党人华克之，在这两个均属个人行为的故事里，我们也许能看出点端倪，在此后国共纷争中谁是最后的胜利者，不证自明。
　　故事之一：
　　在舆论压力下，1946年7月底，国民党“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成立，清查团分七区十八组，于8月份赴各地。8月18日，以团长李嗣聪为首的一行8人，到达天津，在天津开始了为期两周的清查工作。
　　清查团在北平时，就屡次接到有关刘乃沂舞弊的密告信，来津后又收到十余封检举信，称:“刘乃沂趁接收之机，扣留巨量物资，匿不呈报；且盗卖接收物资，中饱私囊。”经暗查，清查团查出刘乃沂确有贪污巨额敌产之嫌疑，遂报请北平行辕驻津部队、警备司令部缉拿刘乃沂。
　　刘乃沂，海军上校，抗战胜利后，以华北区海军专员办公处平津分处主任的身份，进驻天津，负责接收海军敌伪产业工作。
　　27日下午，行辕驻津高级参谋卢济清给刘乃沂打电话，约刘到兴安路临时参议会议事。下午4时许，刘乃沂的汽车驶入临时参议会院内，宪兵第二十团团长曾家琳迎上前来，与刚下汽车的刘乃沂热烈握手，寒暄后二人携手走进会议厅，而刘的3名卫兵却被客气地挡在门外。
　　穿过会议厅往左一拐，曾家琳往前跨一步推开客厅大门，伸右手说:“刘上校，请!”
　　刘乃沂刚一迈进大门，两只胳膊即被门两边埋伏的卫兵扭到背后，一名士兵飞快地缴获了他腰间的手枪。
　　刘乃沂没有挣扎，只是问道：“你们准备把我怎样？”
　　曾家琳答道：“你在接收敌伪产业中有贪污嫌疑，我们把你请来调查，希望你能配合。至于怎样处置，还要看调查的结果。”
　　清查团将刘乃沂诱捕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同军、警、宪、处理局及海关等40余人分四组，分赴第一区北平道海军专员办公处及刘乃沂的三处寓所清查。
　　清查结果远超想象，令清查组的人瞠目结舌。
　　清查团从27日下午6时至晚12时，28日晨9时至下午2时，查获清单如下：公馆3处、汽车两辆、黄金2000余两、美金1万元、养珠1万余粒、皮筒150 余件、赤金镯12只、金表3只。其他物资还有洋灰、白糖、钢铁等。另外，其接收日本人小莳洋行、太田洋行及中裕洋行的物资均未呈报。
　　经查，刘乃沂藏匿物资总价值：10亿元以上。
　　29 日，清查团奉命将刘乃沂押赴北平行辕，并将清查经过呈报国防部查照。刘乃沂在征得清查团长李嗣聪的同意后，给其上司海军总部教导总队长唐静海打了一个电话。正午12时，宪兵将刘乃沂押出，押往北平行辕，由北平行辕军法处承审。
　　全国各大报刊纷纷连续报道了这一事件。
　　1947 年1月12日，蒋介石接到关于刘乃沂案的报告，当即作出“刘乃沂处死刑，唐静海督导不力，令其引咎辞职”的批示。
　　刘乃沂几次审讯，均未使用任何刑具，也未上绑。在军法处看守所内，仍身着皮袍，足蹬皮靴，且饮食上享受特殊待遇。1月16日晨9时半，军法处法官突然来到看守所，大声宣读判决书：刘乃沂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因事先毫无征兆，刘乃沂听后神色突变，手扶看守所的铁栏，发疯高叫：“我冤枉，我不服，我要上告，我要向最高军事法庭上告，我要向蒋委员长上告！”
　　军法处梁法官说：“你不用告了，你的案子是委员长亲笔签批的，而且让我们现在就执行!”
　　宪兵将刘乃沂上了绑，在其背后插了招牌，押上大卡车赴北平天桥刑场。
　　10 时整，执行枪决，一共打了两枪，第一枪打偏了，子弹自左臂击入，在颈侧飞出。刘乃沂跪在地上，大叫一声，右手去捂左臂。此时，第二枪又响了，正中后脑，时年44岁。
　　这是国民党接收敌伪财产反贪污打苍蝇的一例。刘乃沂说他冤枉，要上告，说明事件背后还有隐情，他一死，也就一了百了。
　　
　　故事之二：
　　故事有点长，不妨扯远一点。
　　时间退回到1935年，这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上午9时，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典礼，大会由汪精卫主持，并宣读开幕词。按大会议程，仪式之后，9:20分，100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鱼贯走出大礼堂，一齐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
　　坐在第一排的有汪精卫、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和张继等人，蒋介石临时有事没有到席。记者和工作人员面对委员们站成一个半圆形，相机闪个不停，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9:35分，摄影结束。正当委员们陆续转身走上台阶，准备登楼参加预备会议的时侯，突然，记者当中跳出一人，从大衣口袋中拔出6响左轮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随后向汪精卫连开三枪：一枪射进其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枪从后射中左臂，一枪从背后射进第6、7胸脊柱骨旁部位。汪精卫应声倒地。会场秩序顿时大乱，委员们四散奔逃，张静江从椅子上滚到地下，孔祥熙钻入旁边的汽车底下躲起来，连马褂也被扯破了。在慌乱中，站在第一排的张继和张学良奔上前和刺客搏斗。同时，汪精卫的卫士开了枪，刺客连中两枪，应声倒地。
　　枪响过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介石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汪妻陈璧君疑是蒋介石指使，抓住蒋介石大吵大闹：“你为什么照相时不到场？你不叫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下此毒手？”
　　刺客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堂堂国民党副总裁，居然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被刺杀，举国轰动。蒋介石大发雷霆，务要戴笠限期破案。
　　不久，孙凤鸣的妻子、晨光通讯社的工作人员，乃至和晨光通讯社有来往的人一一被捕，但是晨光通讯社的社长胡云卿却消失了。
　　晨光通讯社的社长胡云卿，就是本故事的主角华克之。
　　华克之，江苏宝应人，1903年生，192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大革命时期与宛希俨、曹壮父、萧楚女、侯绍裘等共产党员为友交好。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进行屠杀，使华克之走上反蒋的道路。
　　1935年，爱国志士暗杀魔头王亚樵与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香港密议，决定锄杀蒋介石，以救国难。王亚樵派华克之率孙凤鸣、贺坡光、张玉华于南京成立晨光通讯社，以记者身份，采访为名，寻机暗杀。不久，国民党宣布将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王亚樵指示华克之利用这个机会动手，取得记者证件的孙凤鸣具体负责刺杀。
　　孙凤鸣，1905年出生于江苏铜山县，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十九路军，先后担任排长、代理连长之职。胆识过人，枪法娴熟。
　　1935年10月28日晚，晨光通讯社诸君给孙凤鸣备酒壮行，齐声高唱《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孙凤鸣慷慨赴行：“凤鸣此番诛杀国贼志在必行。抛头颅，洒热血，救国家，救民族，在所不惜。愿诸兄弟将抗日壮举进行到底，凤鸣则含笑九泉。”举杯尽饮，该社同仁泪如雨下。
　　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合影时蒋介石未到场，刺蒋不成，孙凤鸣将枪口对准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