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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荆公  王安石

　　第109章 苏轼外任
　　一个月后的一天。
　　荆公正与冯京、王珪两位参政在政事堂商议人才教育改革及免役法实施方案，门吏来报，说薛发运使和商舍人归来，正在门外候见。
　　“快请。”荆公说过，回到本厅。
　　薛向和商宓进来。
　　薛向禀告道：“南方几个市舶司、市舶务，除查出少量官员贪墨懈堕外，大多数办事都较认真。国人蕃商来往密切，取得成果显著，广州这年海贸已收入六十万缗，明州近四十万缗，泉州也达三十万缗。”
　　商宓补充道，“回来我们又去了杭州市舶司，自从杨琼回到市舶司，重新落实《海贸新规》，不仅调动了国内的商人踊跃去海外做生意，江饶以回易使的身份与费萨尔去南洋走了一趟，更是招徕很多原来不敢来杭州做生意的外商，短短一个月时间，广州的海贸已做得风生水起，仅出口茶绢瓷品就达二百余船，进来的舶品抽解已近万缗。”
　　荆公听了高兴，先让薛向、商宓回家休息，自己去了垂拱殿，向神宗帝禀报了南方海贸发展情况。
　　神宗感叹道：“还是事在人为呀。”
　　荆公趁机说道：“陛下，臣说过，世上只有坏人，而没有坏事。要振兴一个朝代，唯有一批既有真才实学，又能与时俱新的人才，方能办出大事，办出好事。我们的先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见人才是多么重要啊。”
　　见神宗点头，荆公又提到准备施行人才教育与免役二法的意见。
　　神宗沉默良久，说道：“免役法施行起来尽管有阻力，相对要小些；科举取士已行数百年，此次要实施人才教育法难度就要大多了。”沉思片刻又说，“此等大事，还是先放到各司去讨论，先听听众臣的意见，然后推行。丞相觉得如何？”
　　荆公觉得这样稳妥，点头同意。
　　听说朝廷征求改变学校和科考的教学内容与方法，朝中大臣无不吃惊，随后又想，这只是征求意见，最后还得听听我们做臣子的意见哩！于是，无论是反对的还是支持的，一个个忙着抽出时间，开动脑筋，经过一番深思，挥起生花妙笔，写出一份份对变革科考的看法。
　　自司马光外任后，已是直史馆判官告院的苏轼这些日倍感孤寂苦闷，除了偶与几位诗友来点小酌，作些诗词，消遣消遣外，就连最敬佩他的石越这些日也很少来看望了。因此每日到署衙更是脸色阴沉，心中郁闷。这天听说朝廷征求变革科举考试，废除诗赋，专以策论取士的意见，顿时恼怒起来，恨不能立马上朝奏明自己的看法，只是同僚相劝道：“告院何必如此激动，皇上不是还在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吗？你有何想法，可以上表奏明圣上嘛。”苏轼这才强按怒火，不待下朝，匆匆回到家中，研墨铺纸，伏案笑道：
　　“熙宁四年正月，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状奏……”
　　试想，一代本就狂傲的大才子，加之心中燃烧着不可接受的愤懑之情，此时挥动手中如椽之笔，无论是立意阐解思辩，还是谴词旁证博引，无不如九天注水高屋建瓴一般，顷刻间将九千余字的奏表《议学校贡举状》写成，第二天早朝呈给神宗皇帝。
　　神宗反复看过几遍，虽是觉得奏表写得纵横挥斥，文彩飞扬，但内里的是是非非，神宗一时拿捏不定，只得问道：“贡举为何不可变，朕想听听苏卿的意见。”
　　苏轼微微欠了下身体，回道：“臣在奏折上已有说得明白。若论贡举不可以诗赋取士，则自唐以来，以诗赋进身而为名臣者，不可胜数。再就策论而言，没有规矩准绳，没有声韵对偶，难于考较取舍。只怕弊端甚于诗赋。”
　　神宗认真听奏。
　　苏轼又道：“上之所向，下之所趋，上兴德则下行善。陛下宜从远处看，从大处想，区区贡举之法，有何关碍？”
　　苏轼不仅文才好，口才更好，今天面君，口若悬河，侃侃而言，年青的神宗帝认真倾听，细细咀嚼，正为之倾倒，见苏判院已停了说话，这才说道：“听卿议论，可以忘倦解困，释疑增知。变革贡举一事，朕已知卿意了。”略停又问，“苏卿，方今政令得失如何？朕有何过失，也请直讲。”
　　苏轼说道：“臣以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惟此三事，恭请圣虑。”
　　苏轼走后，神宗仍是主意不定，第二日早朝后，将荆公留下，又将苏轼《议学校贡举状》递过，说道：“朕观苏轼奏事，甚是有理。贡举取士之法，当如何为是？”
　　荆公一目十行看过苏轼的奏章，摇头道：“书生之论，不足为道。”
　　神宗睁大双眼，语气中充满着紧迫：“请详言。”
　　荆公回道：“苏轼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臣以为兴学校以育士，精贡举以取士，正是朝廷责实之政。苏子瞻所谓‘君相知人’和‘朝廷责实’便可无学校、贡举，则何为知人，何为责实？文华之人，闪烁之言，皆虚论也。此其一也。苏轼说‘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此正是变贡举法之由，苏轼以为不变之由则大谬。‘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此乃揣测之言。今之学校必不同于古之学校。臣意欲重注六经，颁行天下，则陛下教化之道，遍于域中。经济之道以至天文历法水利农桑皆可教授，此岂一文华之士所能知？此其二也。苏轼言‘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臣以为既非不可胜数，更非以诗赋取士之功。唐以前无贡举而出名臣，又作何解？刘项不读书不能天下无书，韩王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天下不能只有半部论语。此其三也。至于‘上之所向，下自趋焉。’所趋者，利也。陛下崇德则天下无盗贼，陛下倡廉洁则世无贪官，窃以为不能也。”
　　荆公在对苏轼所言作了上述剖析后，神宗思想逐渐明朗，意愿逐渐坚定，道：“朕纵观各司呈上的奏表，多数都是赞成科举变革，子瞻之言，确实不乏偏颇。既然如此，就照丞相计划行事吧。”
　　奏疏呈上后，苏轼一直在焦急地等待。最好也是最理想的期待，就是在某个时刻，皇帝那边突然来人叫他去面见圣上。但终没有。不仅没有，更是得到一个令他极其失望的消息：这年（熙宁四年）二月，朝廷正式颁布了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以空洞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施行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的新制。且在开学季，太学一下就招新生三千余名，锡庆、朝集两院新学期所有讲舍占用完，还是容纳不下所招的新生！
　　苏轼是何等人？虽说那时他已是集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数职于一身，说白了，在高官云集的京师，他充其量只是个八品小官，能算得什么？但苏轼有他傲视群臣的资本。凡有他在场的地方，无论是具典宏辩，无论是饮酒赋诗，无论是小坐清仪，唯见其言滔滔，其词绚烂，耳朵里灌入的全是溢美之声，颂扬之辞，不仅是荆公、司马光，就连老一辈如欧阳修、富璧等，对他都是赞赏备至，更有先帝仁宗那句“吾今又为吾子孙得两位太平宰相”之语的激励，他何能不志高气傲目空一切舍我其谁与的高傲？现在听说皇帝对他那洋洋洒洒九千余字的奏疏不理不睬，竟按王介甫的意愿罢诗赋取经义，创办新学，他能不气恼？能甘心接受？
　　但换言之，气恼能怎样？不接受又能奈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