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  终身大事  一窍不通

　　爱盲（小说）
　　
　　说来难以置信，在人类文明演化到今天，仍存在着像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那样，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视爱情如歹物的爱盲。
　　
　　有一次我从哈尔滨出差回来，遇见一位从德惠上车的乡下老太太。
　　
　　说她是老太太，只不过是从她长相和衣着看像个老太太，后来，从谈话中得知，她才刚满49岁。
　　
　　她所以那么见老，与其说老在脸上，毋宁说老在心上。她叼一杆如今在农村都不多见的二尺多长旱烟袋，唠的都是上几代农妇的家常嗑。
　　
　　她很健谈，从德惠到长春的一路上，她从自身的婚姻经历谈到女儿的终身大事，其间还不时地闪现出当年对她严加管教的老祖母的影子。
　　
　　她叫白珍，家住德惠城西乡下，自幼丧母，是在老祖母身边长大的。老祖母是个精明强干的农村妇女，一双巧手远近出名。她的针线活儿屋里人暗自模仿，她的刺绣花样儿在女人中传扬。老祖母临终时，望着她那双青筋爆起的老手，轻轻地摇摇头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才很不情愿地闭上了眼睛。这表明临终没有别的依恋，只是可惜了她那双能描龙绣风的巧手了。
　　
　　不过，老人家也不必为此而感到遗憾，她那双巧手的功能，也在孙女那里得到了延续。更值得老人家含笑九泉的是，孙女不仅全面地继承了她的针黹技艺，而且还深谙她老人家做人的哲理。
　　
　　老祖母从21岁起就守寡。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为了保持名节，她深居简出、独守清闺，接触的惟一男人，就是与她相依为命的梦生儿子。长期清心寡欲的守孀生活，使她许多生理功能都废退了，以至于她像受戒和尚忌荤腥那样戒备男人。孤苦的寡居的生活是难捱的。这期间，她动摇过、哀叹过、哭泣过；然而，她总算熬过来了。作为过来人，她像一个经受住敌人严刑拷打的英雄，颇具有一种坚贞不屈的节气感。
　　
　　她本人的成功经历，就成为对孙女进行妇道教育的活教材。
　　
　　她对孙女进行家教的指导思想和教育内容，是基于她心目中确定不移的培养目标：即把孙女培养成说书讲古中所称道的三从四德贤良女人，说得再具体一点儿，就是得像她那样在人前背后没有任何说道的好女人，出嫁后成为一个相夫教子的好媳妇。
　　
　　为实现这一培养目标，老祖母在三个方面对她从严要求。首先，是能力方面的，要求孙女对于炕上地下，屋里屋外，洗衣做饭，养猪喂鸡，锄田刨垅等农家活儿样样精通；其次，是作风方面的，要求孙女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规规距距：要站有站像，坐有做像，不许放声浪笑，不许行走张狂，不许穿红挂绿，不许骚首弄姿，不许……；最后，是礼节方面的，要求孙女对于侍奉公婆，服侍丈夫，送往迎来，探亲访友等人际交往，要做到殷勤有礼、热情周到。
　　
　　上述三项要求中的每个细节，都有具体的实施细则，从而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可操作性。比如，从白珍盘腿坐着叼烟袋的标准姿势以及像鸭子穿稀似的“咕唧”一声吐口水的规范动作中，我看得出她在抽旱烟这个科目上训练有素，甚至可以说是颇得老祖母的真传的。
　　
　　据她说，当年老祖母教她叼烟袋抽旱烟的目的，就在于训练她将来到婆家给长辈装烟时不出差错。老人家的教育思想既实用又合乎逻辑，在她看来，姑娘不会抽烟便不会装烟，而装烟动作不规范说明家教不严，家教不严自然要归结于作祖母的教育失范。因此，为了让孙女装烟符合社会标准，不惜让小姑娘家去抽那能呛死活人的蛤蟆烟，并且从此养成了让人望而生厌的旱烟瘾。那位老祖母对晚辈进行传统教育的细致入微和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一斑了。
　　
　　老祖母对白珍的教导虽然面面皆到，但是她最为关注的，还是首推男女关系问题。
　　
　　其实，男欢女爱那当子事儿，也曾对老祖母产生过无法告人的诱惑力，并且成为困扰她大半辈子的麻烦问题。作为结婚生子的女人，尽管她作为年轻寡妇守身如玉，也决不会将与女人相关的生理感受，全部忘在阴山背后。但她毕竟是一个轻易不肯走上“邪道”的良家妇女，因此，每当欲火灼烧得她坐立不安的时候，她就暗自怨恨母亲当初对她管教不严，不该让一个春情萌动的姑娘家，去看《梁山伯与祝英台》、《桃花庵》、《黄爱玉上坟》、《马寡妇开店》以及《王少安赶船》之类的教唆女儿家思春的坏戏。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功能的减退，欲火渐渐地熄灭了，在心头积淀一层霜雪般死灰。在灰烬里埋藏着一股冰冷的敌意：她恨男人，恨谈情说爱。她把这一切看成是痛苦的源泉和罪恶的祸根。积一生之经验，老祖母决心从娃娃抓起，千方百计地遏制孙女萌动春心，对她进行旨在万一将来守寡也不至于像她当年为情所苦的禁欲主义教育。不过，这种教育靠正面说教是难以奏效的，她只好采取含沙射影、旁敲侧击的间接办法，曲线地逼近灭绝淫欲的目标。
　　
　　有一次，白珍趁老祖母不在屋，悄悄地把老人家当年出嫁时的妆新裤袄和踩堂鞋，从老箱子底翻腾出来，想过一把当新娘子的瘾。等她穿戴停当走到穿衣镜前一照，“妈呀”她惊叫一声，镜子里出现的小新媳妇是她吗？她本来小模样就不拙（瓜子脸儿，尖下颏儿，大眼睛双眼皮，一笑俩儿酒窝），妆新衣服一穿上身儿，真像美天仙儿似的。正在她对镜试妆孤芳自赏的时候，老祖母一摇三摆地走进屋来，老人家见状气得五雷吼风，直骂得昏天黑地……
　　
　　打那以后，白珍连花衣服都不敢穿，红头绳也不敢扎。依老祖母的看法，只有不害臊的养汉老婆，才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正经八本的女孩家臭美个啥儿？老祖母铁一般的逻辑便是：爱美就是思春，思春就是堕落。
　　
　　白珍只读过两年书，她的后天教育是在家庭里完成的，老祖母待人接物的处世哲学全方位地投影到孙女身上，成人后的白珍自然也就成为老祖母的复制品。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通化一家刺绣厂到德惠来招工，在亲友的一再鼓励下，身怀绣花技艺的白珍应聘了。从乡下来到城市，生活很快适应了，工作也没啥问题；可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乍出茅庐的白珍，对男人怕得要死，甚至大白天都不敢一个人上街，像躲疯狗似的回避与男人交往。幸亏车间里都是女工，使她免受男人的“干扰”。
　　
　　不久，车间里来了个工艺美术学校毕业的男技术员，小伙子不仅心灵手巧，而且人也长得帅气。每当他出现在车间时，差不多所有姑娘的眼睛都亮起来，只有白珍红头胀脸地低头干活。可是，那个小伙子对所有献殷勤的姑娘并不在意，却偏偏对那个老实干活的姑娘另眼看待。他总爱走到她身旁，看她低头绣花，时不时地指指点点，有时还当众表扬她活计好。每当这种场合，她就脸红心跳，嘴唇咬得发紫，甚至恶狠狠地瞪他。
　　
　　在白珍看来，一切主动接近女人的男人，都没安好心，准不是好东西。尤其是像他那样很漂亮的招风男人，肯定不是好东西。她认为，人不是靠脸蛋儿过日子的，让那些不要脸的女人去喜欢他吧，我可不稀罕！她进一步想到，啥叫恋爱？不就是农村常说的“先有后嫁”吗？恋啥爱呀，羞死人了，那叫死不要脸，缺德冒烟了……
　　
　　后来，为躲避那个技术员的“纠缠”，白珍干脆离开刺绣车间，情愿到伙房去做饭。她原以为，伙房是个清净的地方，那里虽然也有男人，但大都是上了年纪的有家室的老师傅，与这些男人在一起有安全感，不会像那些光棍儿馋猫似的打她坏主意。可是，很快她就发现自己错了。伙房里有几个有家室的老家伙，总爱同大姑娘小媳妇扯大春，满嘴不堪入耳的脏话，有时还动手动脚的。相反的，伙房里有个小伙子看上去还比较正经，从不跟那些老家伙一块胡说八道。
　　
　　有一天，白珍正在厨房低头切菜，不知哪个挨千刀的在她屁股下方摸一把，起初只觉得被侵犯的部位热乎乎的，随即就感到奇痒难捱。她回到宿舍脱下裤子一看，只见裤子后裆印上了五个油忽忽的手指印儿，当时她又羞又气大哭一场。
　　
　　白珍再次回到伙房时，那位细心的小伙子发现她的眼睛又红又肿，悄声问道：“是不是有人欺侮你了？下班后对我说说，大哥替你出气！”
　　
　　白珍正满肚子委屈无处倾诉，听他这么一说，便点头答应了。
　　
　　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同外姓男人接触，心里特别紧张。在工厂里不敢见面，就约定在商店门口接头。两人一见面，吓得她耳朵轰轰响，心砰砰跳，觉得到处都有监视的眼睛，没处躲也没处藏。小伙子见她惊恐万状，只好把她领到公园僻静地方，谁知刚一进公园，她就“妈呀”一声惊叫，撒腿就往外跑。
　　
　　小伙子追到公园外边，问她怎么回事儿？她气呼呼地反问道：“你干的好事，还问我，你眼睛又没瞎，没看到吗？”
　　
　　“你看到啥啦？”小伙子被她弄糊涂了。
　　
　　白珍低头不语。你猜她看到了什么？其实，白珍看到的无非是城里人司空见惯的公园景观：男女手拉手闲聊的，搂肩搭臂散步的，嬉笑怒骂打闹的，还有在柳荫深处拥抱的……
　　
　　这会儿，白珍她狠狠地瞪他，问道：“你安的什么心，把我领到这么个不要脸的地方？”
　　
　　“你到底是怎么啦？”小伙子依然摸不着头脑。
　　
　　白珍憋了半天，终于说出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你比那个老流氓还坏！”
　　
　　她丢下这个评语扭头就走，把那个关心她的男孩亮在公园门口，也许时至今日他也没弄懂：究竟怎么得罪了她？
　　
　　那天，白珍逃一般离开公园的时候，耳边响起了老祖母的声音：城市可不是个好地方，城里人坏，得当心点儿，别上当……进厂以来的经历以及公园那一幕，证明老人家的教导句句是真理。
　　
　　临了，白珍得出个确定不疑的结论：“城市这个鬼地方，不是久留之地，还是庄稼院生活塌实！”第二天，她卷起行李卷，打张火车票回家了。
　　
　　从此，白珍的人生经历又按着农村妇女的正常轨迹铺展、延续，这一切不外乎是：嫁庄稼汉，干农家活，养鸡喂猪，洗衣做饭，生儿育女，嫁闺女娶媳妇，小媳妇熬成老太婆，抽空悄悄为自己做装老衣……这一切都应该是按着正常的宏观规律运营的，不正常的是，作为微观个体的白珍，她的婚姻是极其不幸的。
　　
　　返乡后，白珍的婚姻大事，一直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光阴荏苒，转眼间年过三十。在农村年过三十的老姑娘，要想明媒正娶地嫁给年貌相当的未婚男子是相当困难的，其出路不是给丧偶的男人填房，就是进驻离异家庭的空室，要不就是做老光棍的妻子。
　　
　　白珍选择了后者，嫁给一个比她大一论以上的老光棍。这个男人身材瘦小，形容丑陋，呼噜气喘，是个干不得重活儿的病秧子。他的全部缺点转化为惟一的优点便是：这样的劣等男人，没有哪个女人会喜欢，他绝对是一个保持童贞的男人；以此类推，嫁给他也是绝对的安全可靠，他不会受到婚外女人的性干扰。此外，他有三间草房，房前屋后还有面积可观的园田地，这是不可忽视的产业，结婚后，她便可当家作主，挑门儿过日子了。按白珍的朴素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女人哪，不就是嫁汉，穿衣吃饭，生儿育女吗？除此之外，还图希个啥呀？
　　
　　基于这种坚定的理念，白珍嫁给了那个年貌并不般配的老光棍，并不认为是件遗憾事。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鲜花不感到遗憾，感到遗憾的旁观者又如之奈何呢？其实，如果鲜花有灵性，一旦把它被插在牛粪上，它肯定会表白自己的遗憾和不幸的。因为一切生物都有选择最佳生存环境的习性，牛粪最适合生长狗尿苔，但决不是鲜花存活的佳境。一个最有力的验证便是：如果不把鲜花插在干巴的牛粪上，而是滋生在净水的花瓶里，肯定会延长其保鲜期的。一个49岁的女人，在国外还处于娇艳可人的季节，而本篇故事的主人公白珍，早就把岁月的风霜留在白发间，把生活的不幸刻在皱纹里。
　　
　　白珍的男人叫田贵。那个丑陋多病的汉子，自知与年轻貌美的妻子不般配，因此，从结婚之日起，他心头就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感减弱了他本来就不怎么旺盛的性功能，而性功能的不济又进一步加剧了他的恐惧感。这种恶性循环，很快便衍生出一种不健康心理：他怨恨、多疑。爱人高兴，他怀疑她另有新欢；爱人发愁，他又认为她不安心跟他过日子。整天疑神疑鬼的，甚至连女儿的模样不像他那么难看，也成为他怀疑的线索。
　　
　　田贵夫妇由口角很快升级到动武。那个体弱多病的棺材怏子，打起人来却特别狠毒。不吵架的夜晚，她往往要承受着比挨打更难受的折磨，一夜过后，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越见不得人的地方受伤害越严重。
　　
　　讲到这儿，白珍打住了，她不想细讲，我也不便多问。过了一会儿，她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怕黑天，眼望着猪进圈鸡上窝，心里一点逢儿也没有哇，暗想，这没头没脑的长夜，我可怎么熬哇！那简直就是下地狱呦……”
　　
　　我猜想，田贵的性功能肯定有问题，这种人往往以性虐待的方式，来发泄不能通过正常途径来发泄的性欲。有消息报道，在北京有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勾搭上一个上年纪的老外，结果被那个性无能的老家伙咬掉了乳房头，闹出一起沸沸扬扬的法律丑闻。
　　
　　“后来呢？”我扭转了话题，想尽快了解这桩不幸婚姻的结局。
　　
　　“有啥法子呢？”她叹了一口气，以一种痛定思痛的麻木神态望着车窗外，说道：“没招儿哇，也不能打罢刀（离婚），凑合着过吧，我认了。”
　　
　　“为什么不能打罢刀？为什么凑合着过？为什么认了？为什么……”我暗自思量着，一连串为什么使我感到悲哀。
　　
　　对这种不懂得爱，不追求爱，把蠢不可及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陈规陋习视若神明的女人来说，宁可死一百次也不会说出一个“离”字来。到目前为止，离婚在农村不仅依然被视为伤风败俗的丑事，而且还有阻挠离婚的惩罚性的经济措施。据媒体报道，有些地区夫妻一旦离异，女方便失去了承包的土地。
　　
　　“现在怎么样了？”我关切地问。
　　
　　“总算熬出头了，他死了！”白珍如释重负地说。“临死前，他直张嘴说不出话来，我还以为他有话要嘱咐呢，就把耳朵凑到他嘴边，那曾想，他一口咬住我的耳垂儿，疼得我嗷嗷叫，那死鬼是叼着我一块耳朵走的。”
　　
　　我重新打量她，果然发现左耳梢少了一块。田贵折磨她一辈子，临终还咬去她一块耳朵，这种残酷得近乎疯狂的占有欲，恐怕只有让嫔妃殉葬的封建帝王才能与之比拟。
　　
　　白珍把自己不幸婚姻一页翻过去了，随即又向我展示了她女儿田青的生活篇章。田青生得很俊俏，在旅游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省城一家星级宾馆做服务员。她收入不菲，工作很顺心，生活很如意。可是，好景不长（这是白珍的原话），她也搞恋爱了。
　　
　　白珍闻听这消息，犹如凉水浇头怀中抱冰。恋爱？恋什么爱呀？白珍想到当年在通化看到的一幕，顿时感到面红耳热羞愧难当：不要脸、不害臊、真丢人……不行，绝对不行！就这么一个宝贵姑娘，不能让城里人给毁了！她匆匆忙忙地在老家给女儿物色一门亲事，又心急火燎地来省城招女儿回家相亲。
　　
　　我望着冻结在白珍脸上的严峻的表情，一种类似于迷信的印象和感觉，使我不寒而栗。
　　
　　那一刻，我觉得坐在我面前的不再是被不幸婚姻折磨得死去活来、未老先衰的善良白珍，而是她的视爱情为邪恶严厉而又刻薄的老祖母。
　　
　　“她一定是中邪了！”我暗想到，是她老祖母的鬼魂附体，借白珍的发声器官在讲话。
　　
　　一个饱尝无爱婚姻之苦的母亲，竟然忍心让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去吃二遍苦，去遭二茬罪，真是可悲亦复可叹！
　　
　　“在乡下给女儿定亲，她将来工作怎么办？”我以试探的口吻问。
　　
　　“那就回乡后再说呗，乡下也有招待所和饭店啥的，实在不行还有家接着呢。”
　　
　　“这么说，让女儿也走你当年那条道儿喽？”我的问话带着明显的情绪。
　　
　　“那不咋的呀！”她不假思索地回答。
　　
　　“也像你当年那样，为了嫁给一个并不爱的男人，可以……”
　　
　　“咳，啥爱不爱的，”她似乎听出了我问话的情绪不对劲儿，随口说道：“爱，有什么用？顶衣穿，还是顶饭吃？”
　　
　　我无语……
　　
　　作为一般小说，故事到此本该结束了。
　　
　　可是，我心里憋得慌，满肚子话不吐不快。
　　
　　于是，在就在小说前面加上“伦理”二字，为的是给自己争取一个发表评论、画蛇添足的权利。
　　
　　这时，我不无悲哀地想到我们这个人多势众的民族，想到羁绊她奔向现代文明之路的种种陈规陋习。
　　
　　我一直认为，无爱的婚姻是非人道的婚姻，是自然人的动物性的生理媾和。爱情在婚姻制度和习俗中占何等地位，是社会文明一个重要标度。正如不识字的人被称为文盲一样，不懂爱的人自然也应该称之为“爱盲”。
　　
　　如果“爱盲”这个概念有其存在的必要的话，那么，可以断言，我国“爱盲”的人数决不会少于文盲。
　　
　　如果我们把这种无爱的婚姻称为“白珍现象”的话，那么，我敢说，时至今日，“白珍现象”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只是表现的程度和形式因人而异罢了。
　　
　　也许有人对此存疑：在21世纪的今天，难道真有像白珍那样视爱情为邪恶的“爱盲”吗？回答是肯定的，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所在。
　　
　　在十年浩劫中，白珍现象被政治化了。那时爱情成为阶级斗争讨伐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许有人还不会忘记，一本并不涉及政治的格调健康的言情小说《第二次握手》被判为禁书，不仅该书作者被关进大牢，而且还株连许多传抄者受难。
　　
　　在那个年月，一向以爱情为永恒主题的文学作品不敢言情，花前月下成为堕落的陷阱，谈情说爱成为“变修”的象征，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成为群专捕捉缉拿的对象。无产阶级的铁拳狠狠地擂击着爱情，对人世间的美好情操进行全面专政。
　　
　　当时的政治家们似乎对颜色特别敏感，站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对政治流行色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国家改变颜色”用来形容一座政治大厦的倾覆，政治家们对于象征斗争和流血的红色情有独钟，致力于全国一片红和世界一片红；而象征生命的和平和幸福的碧绿，象征人性的高雅与清纯的洁白，则被打成禁忌色。
　　
　　这样一来，饱含人性高洁与人生幸福的爱情绿洲，便被极左的“赤潮”所吞没。
　　
　　十年动乱期间，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社会各行各业都陷入瘫痪状态，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极度困难。
　　
　　此时，当政者十分清楚：只有猛力地抨击“福利主义”的幸福观，用反修防变的阶级斗争理论才能统摄人们的思想，才能遏制人们渴求物质生活充裕和精神生活愉悦的欲望。
　　
　　于是爱情、欢乐、幸福和富足，都成为资产阶级腐朽人生观的同意语，而贫穷、落后、艰苦和斗争，则成为无产阶级的铁一般的专利哲学。
　　
　　在这种政治大气候下，人们谈情色变说爱心惊，爱情成为政治上的反动，加以几千年封建传统道德为婚姻恋爱制造的种种清规戒律，反对婚姻自主，视恋爱为淫亵。
　　
　　这样一来，便有大批像白珍那样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爱盲”问世。
　　
　　有鉴于此，为占全国半数的妇女的婚姻和家庭幸福计，很有必要来个扫除“爱盲”运动，同时，又有谁能说，这件事情不对同样数量的男同胞具有同样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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