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  榜罗会议  去陕北落脚

　　“在陈云同志领导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学校担任白区理论班班主任。”
　　“这样说来，你有相当高的的马列水平。”
　　贾拓夫颇为不好意思：“主席过奖了！”
　　“实事求是嘛。拓夫啊，咱们红军中陕北人很少，是共产党员的就更少，听彭大司令说，你是陕北共产党员中唯一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他还向我介绍说，你曾担任过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宝贝蛋啊！今天找你就是想了解一下陕北的情况。”让你给我当参谋，。
　　贾拓夫操着浓重的陕北口音，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和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向毛主席做了详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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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甘边区。
　　广袤的天底下，一眼望不到边的崇山峻岭，一眼看不尽的黄山、黄坡和黄塬，一眼看不尽的苍夷和光村赤地。黄色土主宰着这片贫瘠的土地，
　　1928年，即民国17年，这里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自民国十六年入秋以后，直到民国十八年是夏末，二十几个月滴雨不见，田地裸露在火辣辣的骄阳中，连路旁的树叶也被烤干了。旱象还在无期地延续，百姓家贫如洗，路头路尾，衣衫褴褛，拖儿带女，面黄肌瘦，背井离乡的饥民随处可见，有的饥民跌倒在路旁，尚未断气，就被狗活吞，而国民党不顾百姓的死活。
　　另一方面，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地方军阀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他们为了生存，集中起来抢大户，吃大户的现象时有发生。
　　就在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各地地下党组织有改变斗争策略，抓住机会，组织饥民队伍打土豪，分粮食，并进而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斗争。刘志丹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组织和领导饥民创建了一支革命武装。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在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党支部的配合下，带领20多人于甘肃合水县太白镇领导了“太白收枪”，收缴了国民党陇东民团二十四营的50余支枪，在陇东打响了向国民党进攻的第一枪。这支农民武装，经过一年多的游击活动，到1931年下半年发展到300余人。刘志丹在甘肃合水县倒水湾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正式成立了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1933年11月前后，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白家寨举行联席会议，总结武装割据的经验教训，决定建立以陕甘南梁堡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初，红色区域已扩大到北至吴堡川、南至固城川、西至柔远川、东至大东沟，方圆100多公里。 清涧、渭华暴动失败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及陕北特委的指示，谢子长等共产党员，一方面打入国民党宁夏军阀苏雨生、陇东军阀陈珪璋，谭世麟等部，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建立党的组织，培养军事骨干，相机举行军事暴动，试图变白军为红军；另一方面深入子午岭梢林中，争取和改造饥民武装，以便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2月，有刘志丹，习仲勋主持，在甘肃华池县林镇乡召开陕甘边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临时苏维埃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习仲勋委主席、白天章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牛羊，分粮食，实行土地革命，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贾拓夫简略介绍说：1930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各地中共党组织派出党员秘密去十七路军开展工作。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条件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把部队逐步改造为公开的红军武装，以壮大革命力量。这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警备骑兵第三旅是杨虎城收编的杂牌部队，三团二营营长王德修曾是共青团员，与习仲勋是同学关系。进入该营后，习仲勋立即和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三个人成立了党小组，并在党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兵运工作。他们确立了“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进而提出“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的口号，成立了“红军之友”社。他们还在该营积极发展党员，扩建组织。随后又成立营党委，推选习仲勋担任营委书记。通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发展了30多名共产党员，全营从营到连、排、班都建立了支部，该营逐步被我地下党所控制。1931年秋、冬，陕西省委相继派焦维炽、李杰夫巡视工作，力主该营举行兵变，营党委决定伺机而动。第二年春天，习仲勋组织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指示，决定举行兵变，同时研究了兵变的具体事宜。4月2日，习仲勋、吕剑人等利用部队换防之机，率领全营200多人在甘肃两当举行起义。起义后，这支队伍被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随后，部队离开两当向北进发，沿途进行了五六次战斗．行军千余里。正当部队准备向刘志丹率领的部队靠拢、攻打永寿县城时，不料与当地大土匪王结子遭遇。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兵变失败。
　　贾拓夫说，“两当兵变”虽然失败了，但产生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唯一在西北地区发生的一次武装兵变，也是在甘肃发动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对陕甘革命势力的发展和壮大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还问了红二十六军及其他事情，贾拓夫都一一做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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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贾拓夫介绍，当他听说陕北那边还有我们几千红军游击队，毛泽东兴奋是说：“这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
　　介绍到最后，贾拓夫向毛主席建议说：“中央和红军最好到陕北立足扎根，那里的人民虽然贫穷，但恰是因为贫穷，老百姓要求革命的心情更迫切，最重要这些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他们在那里建立革命政权，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群众基础好。”
　　听到这里，毛泽东右手有力一挥，异常坚定地说：“立足扎根！这是个好的建议！”随即打发陈昌奉通知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确定地点，马上召开军事会议。并向身边的谢觉哉说：“看来我们又需要改变一下我们的行动计划了，到陕北去，汇合同刘志丹和二十五军徐海东了，合就是力量，到了陕北再图大计！”
　　“太好了！太好了！”谢觉哉高兴异常。毛主席说的“又需要改变一下我们的行动计划”，谢觉哉何尝不知啊！
　　红军自撤出江西根据地后，向什么地方走，一直是困扰红军的大问题，也是党内斗争的焦点。1934年11月下旬，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后，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黔北开辟新的根据地。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会议决定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战胜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6月12日在川西懋功地区，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6月26日，党中央在懋功附近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北上抗日”的基本纲领和“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但只是一个大的方向。红军究竟落脚何处、最终目的地在哪里？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党中央一直“心中没有底”。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开的政治局夸大会议上，放弃毛儿盖会议决议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去的计划，决定“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的战略方针。
　　想到这里，谢觉哉思虑万千：历史已经证明，在革命的每一个关键时候，在红军的每一次生死关头，总是毛泽东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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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达铺关帝庙。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彭德怀等几位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和部队领导围坐在一张长条木桌周围，秘密召开了重大的军事会议，会议上大家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说：“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到陕北只有700里路了，那里可能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前进阵地。”经过充分酝酿，初步形成了到陕北落脚的战略构思。会议指定张闻天和秦邦宪就这个问题各准备个材料，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形成中央决策。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当即对贾拓夫说：“拓夫，把你留在主席身边，给主席当参谋。”
　　看上去气质非凡的贾拓夫难免腼腆：“我……听从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