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二）作品名：红云白雾 作者：任勤
　　
　　
　　临近中午，黎晓华正在脱粒机上打稻子，本来安排在马棚帮董恩富铡草的徐良跑到场院来喊她。
　　
　　“黎晓华，到张主任家去一趟！”
　　
　　黎晓华放下手里的半捆稻子，朝徐良走了过来。
　　
　　“张主任找我是借乐器的事吗？”
　　
　　“不是张主任找你，是公社保卫组的两个来搞调查的人。”徐良压低了嗓音说。
　　
　　“搞调查的！调查谁？调查什么？”
　　
　　“你小点声好不好！”徐良往脱粒机那边看了看，高洁正和几个女同学在那里打稻子。然后，他更压低了声音，“是调查高洁的，涉及到打野猪和颜宝柯受伤的事。刚才已经找过我了，问了问打野猪的过程，还问到了高洁和颜宝柯的关系，问他们以往有没有什么积怨，还有他们俩在文革中各自都参加的是什么组织。”
　　
　　“嗯！我明白了，这些事你可别对其他人说啦！”黎晓华叮嘱着他。
　　
　　“我知道，张主任和那两个外调的同志也是这么说的，你不是青年点的负责人吗，所以我才跟你说了，而且也是想让你事先有个思想准备，想好了找你谈的时候说什么，怎么说。”
　　
　　“那就谢谢你了！徐良。”
　　
　　通知完了黎晓华，徐良越想心里就越感到疑虑，打野猪的事怎么这么快就被公社保卫组知道了，这会给高洁带来多少麻烦呢？
　　
　　想到这些，他便没有再去马棚，而是径直回了宿舍，杨二婶和肖日萌正在厨房里忙着做午饭，西屋里颜宝柯一个人正躺在炕上看《普希金诗集》。
　　
　　“下工了？”听到徐良进屋的声音，颜宝柯放下手里的书，随口问了一句。
　　
　　“还没下工呢，我早回来一会儿。”
　　
　　“有什么事吗？”
　　
　　“有点事！”徐良爬上炕，挨着颜宝柯躺下了，“我们打野猪和你受伤的事被公社知道了，保卫组来人搞调查了。”
　　
　　“要调查什么？”
　　
　　“我跟你说了，你可一定要保密呀！”
　　
　　“这你放心，咱们是兄弟，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把你装进去的。”
　　
　　“他们找过我了，主要是了解你受伤的情况，还有你和高洁的关系。”
　　
　　“我和高洁有什么关系？”
　　
　　“不是你和高洁有什么关系，而是你和高洁的关系怎么样。假如你和高洁有很深的矛盾，有积怨、有仇，那么你的受伤就可能被认为是她对你的报复，是有意的伤害，她就有可能受处分，甚至被专政。我早就听说，在高洁的档案里已经有一些组织上掌握的‘黑材料’了。”
　　
　　“我知道了，在我受伤的事情上我们应当多担一些责任，尽量为高洁解脱一些，可是除了我们俩，张云鹏的态度也很重要。”
　　
　　“你说的对！我得赶紧去找他，如果他说走了嘴会对高洁不利的。”
　　
　　“那你就赶紧去吧！我这儿你放心就是了。”
　　
　　徐良急忙起身去了张云鹏家。张云鹏没在家，徐良知道已经到了中午收工的时候了，就干脆躺在南炕头枕着行李卷等着他。
　　
　　果然没有一袋烟的功夫，张云鹏回来了。一进屋，他被躺在炕上的徐良吓了一跳。
　　
　　“你怎么一个人躺在这儿？”
　　
　　“找你有事，你不在家，就在这儿等你。”
　　
　　“是不是想问公社保卫组来外调的事？”
　　
　　“你怎么知道？”
　　
　　“他们找我了。”张云鹏毫不掩饰的说。
　　
　　“那都问你什么了？”
　　
　　“就问问前天打野猪的情况和宝柯受伤的经过。”
　　
　　“你怎么说的？”
　　
　　“我就实事求是的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
　　
　　“你是不是还把你那天的分析，也就是高洁开枪伤了颜宝柯的话也说了？”
　　
　　“是啊！我说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叫我生气的是马志强这个家伙，是他把打野猪和伤人的事给捅到公社去了。”
　　
　　“马志强是谁？你怎么这么肯定是他给捅到公社去的？”
　　
　　“马志强是我嫂子的娘家侄儿，是北崴子小队的会计，前天夜里我们用爬犁拉着野猪和受伤的颜宝柯，从野猪沟回来路过北崴子时，偏偏被出来拉屎的他看见了。亲戚理道的我不该说他，他这个人就是官迷心窍。我们俩同岁，按理我还长他一辈，可这小子总对我不服气，我复员回来后，公社和大队想培养我，准备让我进大队班子。虽然我这几年在外面跑惯了，不甘心在溪河湾呆一辈子，对进班子的事也不感兴趣，可他还是对我耿耿于怀，认为我挡了他的道，好几次让我嫂子跟我哥说我不是当官的料，他自己有领导才能，应该让他进大队班子。这不，这些日子看我有些安心留在溪河湾的想法了，怕影响了他当官，就开始找我的毛病了。”
　　
　　“也就是说，他想借打野猪和伤人的事给你抹抹黑，好突出他自己，那你怕吗？”
　　
　　“我怕什么，无私者无畏，我又不是一门心思的想当官，大不了我再出去当民工，眼前先挣个现钱，以后混好了再转了正，就成了正式工人了。”张云鹏说话时底气很足。
　　
　　“这么说这事对你影响并不大，可是对高洁就不同了，一个女知青，孤身一人远离父母，别因为这件事给她造成很大的压力。如果以后再有人问这件事的时候，咱们就少说高洁的事，我们尽量多担一点责任，不管怎么样，我们是男人，多担些责任也是应当的。”徐良在有意的引导张云鹏。
　　
　　“你不提醒我，我真就没想到这点，这回我知道了，别说高洁一个女知青，就是你和宝柯都不用沾边，有什么事我一个人顶着。”
　　
　　“我和宝柯都无所谓，该沾边还得沾边，也不能什么事都让你一个人扛。”
　　
　　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该做的事情也都做了，但是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高洁被两个所谓“调查组”的人带走了，理由是，到公社保卫组配合调查有关问题。徐良和颜宝柯是在吃晚饭的时候从赵炎那儿听到这个消息的，这时宿舍里就像开了锅，大家议论纷纷。
　　
　　“野猪肉我们都吃了，不能让高洁一个人去遭罪吧！”赵炎情绪激动的说。
　　
　　“赵炎说的对！我们得想办法把高洁保回来，保卫组的人凭什么把高洁带走？我们去问问大队领导，如果他们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我们就去找公社领导。”徐良把一天来压在心里的担忧以愤怒的形式释放了出来。
　　
　　“对！我们去公社，让保卫组的人把话说清楚，凭什么把人带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可不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保忠说的好！当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现在我们是革命的知识青年，竟然有人用专政工具来对付我们，这是哪个阶级的专政？我们还要去专他们的政呢。”
　　
　　“黄龙彪，咱们现在先不要说过分的话。高洁被带走的原因，我想应该是私自动用枪支弹药打野猪和宝柯受伤的事，可当事的其他人并没被同时带走，可见如果不牵扯到其它问题，仅仅是打野猪和宝柯受伤并非是多大的事情。我认为要想让高洁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宝柯、徐良、你们俩和张云鹏的态度非常重要。”邱成峰说完，目光落到了颜宝柯的身上。
　　
　　“成峰，你说什么？我们的态度能决定高洁的命运？那好办呐！只要高洁能顺顺当当的回来，要我们什么态度都成！”颜宝柯真诚的说。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宝柯的态度完全一致，只要他们别为难高洁，让我去保卫组装几天孙子都成。”徐良也急切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徐良，你不要既把自己说成一个可怜巴巴的无辜者，又想表现的像个大义凌然的救美英雄。你们一起去打猎，为什么保卫组单单把高洁带走了，你能把这件事说清楚就行。”
　　
　　“赵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以为我向保卫组的人告了高洁的黑状，高洁才被带走的？告诉你赵炎，我虽然不像你说的是什么‘救美英雄’，但也绝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小人’，况且高洁虽然是个女生，但我一直把她当做“哥们”，我任何时候都不会做坑害哥们的事！”面对赵炎的误解和诘难徐良更加激动。
　　
　　“徐良，你平静一下，赵炎绝不会是这个意思的，我们四个人去打野猪，现在却单单把高洁带走了，这对任何一个不知情的人来说，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颜宝柯劝解着。
　　
　　“赵炎、徐良你们还别说，通过你们这么一争辩，还真就琢磨出了怎么帮助高洁的办法。”
　　
　　其实邱成峰在赵炎和徐良争辩之前，就已经想到了该怎么帮助高洁，现在只不过是顺着他们俩人的话说了出来。这一来是不想在帮助高洁的问题上过于突出自己，以免引起林秋月和其他一些同学的误解，另一方面也借此平息一下赵炎和徐良此时的对立情绪。
　　
　　“成峰，你想出了什么办法？说出来，该怎么办，咱们一起去办。”一直坐在炕上一言不发，只是听着大家议论的常守志也开口说话了。
　　
　　“办法是两招同时用，也就是双管齐下：一招是宝柯、徐良最好再说通张云鹏，三个人主动向公社保卫组承认错误，并承担打野猪伤人的责任，同时明确的说明，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宝柯腿上的那颗子弹是从高洁的那支枪射出来的，这就减轻了高洁的责任。这一招叫‘釜底抽薪’。”
　　
　　“这个好办，没问题！”颜宝柯态度明确，没有一丝犹豫。
　　
　　“张云鹏那儿我负责去跟他说，肯定也没问题。”徐良胸有成竹的说。
　　
　　“再一招就是我们青年点的同学写一份证明、或者叫担保书，证明或担保不论是从高洁的人品上、还是从她和宝柯以往的关系上，都不会去有意伤害宝柯。这一招叫‘雪中送炭’。”
　　
　　“成峰，你是说以‘青年点’这个集体的名义吗？”常守志提了个谁都没想到的问题。
　　
　　“这我还真就没想过，这确实是个问题，如果以青年点集体名义的话，就应当经过大队领导的批准，这就会把大队领导牵扯进来，那就不如写好证明和担保材料后，我们每个人都以个人自愿的方式在上面签名，这样就避免了把大队领导牵扯进来。”
　　
　　“就这么办了！我现在就去找张云鹏，和他商量去公社主动承担责任的事。宝柯你腿脚不方便，就在宿舍等着吧，我和张云鹏商量好了什么结果，回来就告诉你。”徐良说完起身就走。
　　
　　“徐良你放心，你们怎么办我都陪着，绝不含糊！”颜宝柯冲着他的背影大声的说。
　　
　　邱成峰很快就打好了“担保书”的腹稿，他完全可以在睡觉前用十几分钟的时间把它写在纸上，但他没有急于动笔，因为他还没有想好，在这份“担保书”上该不该让常守志和黎晓华签名。如果不让他们俩和同学们一起签名的话，是找一个牵强附会的的理由呢？还是干脆就不让他们见到“担保书”呢？
　　
　　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前，邱成峰终于下了决心：“担保书”上不应该有两位青年点负责人的签名，这样反而更能向公社领导证明，高洁确实在同学心目中是具有良好印象的。
　　
　　吃早饭的时候，邱成峰悄悄的和赵炎说了几句话。赵炎吃完饭，一放下饭碗，就拉着常守志到东屋门口把黎晓华喊了出来。
　　
　　“常守志、赵炎，有什么事吗？”黎晓华问。
　　
　　“让赵炎说吧！是他拉着我来找你的。”
　　
　　“是这么回事，我们准备派几个同学，代表大伙去公社向组织上为高洁做担保，保证她不会去有意伤害颜宝柯，希望保卫组能尽快把高洁放回来。虽然这件事是同学们自发的，与大队领导毫无关系，但我们也不能‘隔着锅台上炕’，所以想请你们俩和我一起去趟张主任家，把这件事告诉他一声，免得大队领导将来怪罪我们。”
　　
　　“谁带头在搞这件事？”黎晓华很严肃的问。
　　
　　“没人带头，是大伙自发的，不信你问常守志！”赵炎看了看常守志。
　　
　　还没等常守志说话，黎晓华又追问道：“那总得有人牵头张罗这件事吧？”
　　
　　“主要是邱成峰在代表大家张罗这件事，这一点咱们向张主任汇报时可以说也可以不说。”赵炎有意说了个活络话，而没有按邱成峰交代的可以说是他在领头做这件事。
　　
　　“常守志，咱们需要向大队领导汇报这件事吗？”黎晓华又问了一句。
　　
　　“应该跟他们说一下，不管怎么说大队革委会是一级组织，也是我们的直接领导，虽然我们现在的身份是‘知识青年’，这种身份既不同于学校里的学生，也不同于生产队里的贫下中农，但我们总得讲点组织观念吧！” 常守志曾经担任过班级团支部书记，自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有着较强的组织观念。
　　
　　“你说的对，不论大队领导是否能同意咱们这样做，我们都必须要向他们汇报或请示一下。”黎晓华更是一个自我要求严格，组织观念很强的人。
　　
　　三个人心怀忐忑的到了张主任家，令他们想不到的是，张主任非常开明，对同学们的做法很理解，并表示大队领导班子对此事既不支持、也不阻拦，只是建议同学们能理智的，按照组织程序向上级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而不要有过激的言论和行为。
　　
　　当三个人回到宿舍时，同学们都早已在邱成峰写好的“担保书”上签好了名，而邱成峰在把它收好了的同时，还嘱咐同学们不要对常守志和黎晓华提及“担保书”的事。
　　
　　当常守志带着轻松的表情，向同学们传达了张主任的建议的时候，大家一直很紧张的心情才放松了一些。
　　
　　将近晌午，邱成峰、赵炎、徐良和张云鹏四个人用一辆木板车推着颜宝柯赶到了芦溪镇。镇东头的路北就是公社机关大院，唯一可以进出车辆的大门面东而开，他们推着车进了公社大院，邱成峰和赵炎擎着车把，徐良和张云鹏将颜宝柯扶下了车。大院的南北两侧各有一趟砖瓦结构的平房，公社机关的各部门都设在这两趟平房里。两趟房的中间都有一个穿堂的正厅，厅的前后都各开着两扇门，在机关正常工作时间，南趟房正厅的前后门都是不上栓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来公社机关办事的人，都可以通过正厅进出公社大院，所以人们习惯的把它称为公社机关的“南门”或“正门”，公社革委会的牌子就挂在“正门”外。张云鹏告诉邱成峰，主抓知青工作的周副主任的办公室在北面那趟房，而保卫组则在南趟房里。然后，五个人便分头办事去了。
　　
　　邱成峰和赵炎直接找到了周副主任，简单的说明来意之后，邱成峰把“担保书”交给了他。周副主任很客气的向他们解释：高洁的事情完全是按照组织程序办的，是军分区和县武装部知道了此事，一级一级传达下来，要求查清事情的原委并逐级上报，而公社的任何领导都没有难为她，或把她当做反面典型来抓的意思。周副主任还表示，他们来递交“担保书”的事，自己会尽快向公社革委会的王培庚主任汇报的，并且说王主任是从革命群众造反组织中选拔出来的年轻干部，现在是公社革委会的一把手，他很有魄力，工作起来雷厉风行，所以高洁的问题应该很快就能得到解决的。
　　
　　从周副主任的语气和眼神上，邱成峰和赵炎感觉到他是一个既讲原则又秉性厚道的人，他说的话是可信的，因此两个人的心里不像来时那么紧张了。
　　
　　离开周副主任的办公室之后，两人又来到前趟房找徐良他们三个人。穿过院子，从北门进了正厅，再向右拐，经过一段走廊，便到了“保卫组”的门口。赵炎正准备敲门，邱成峰却伸出左手拉住了他，同时把自己右手的食指贴在了嘴唇前，示意他不要出声，此时屋里传出了颜宝柯的声音。
　　
　　“我在军训期间违犯民兵的组织纪律，私自动用训练用的枪支弹药去打猎，还因此受了伤，我既是一个违纪者、也是一个违纪行为的受害者。作为违纪者，我应当向组织上做深刻的检讨，并保证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作为受害者，我自认为是‘咎由自取’，我应自己承担责任，而不该让高洁来承担，同时我还郑重的向组织上说明：我和高洁的私人关系很好，在青年点这个集体里，我们之间在生活、学习和劳动中，都是互相帮助的，而且高洁对我的帮助是远远多于我对她的帮助的。有一次青年点吃高粱米饭，我的胃病犯了，她主动的把自己买的蛋糕和备用的‘胃舒平’送给我，我这次受伤后，她还给我买了不少的药和营养品，这些都足以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友好和睦的，所以我真诚的请求，组织上不要因为我的受伤而给高洁定什么罪名，或给她什么处分。”
　　
　　“好了、好了！你们要表达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张云鹏和徐良是强调在你受伤的问题上你们几个人都有着同样的责任，如果今天不能放高洁回去的话，你们都甘愿在这里陪着她，哪怕是在这过完新年；你的意思是，自己虽然受伤了，但甘愿自己承担痛苦，而不想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你说得对！刘部长，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今天就让高洁和我们一起回去得了。”
　　
　　“小张，我不只纠正你一遍了，不要叫我‘刘部长’，我文革前只当过武装部的‘副部长’，现在是保卫组的负责人，但充其量也只是个组长，所以你就叫我‘老刘’好了。至于今天放不放高洁的事，说实话我真做不了主，不过你们放心，我一会儿就去向相关领导汇报你们来的事情，以及你们的建议和要求，我想领导会尽快研究这个问题的。如果领导上有了态度，我一定会尽快处理也会尽快通知你们的。”
　　
　　“那好吧！刘副部长，谢谢你对我们的问题这么重视，我们再去找找其他领导。在公社领导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尽力帮我们多说说话吧！”这是徐良的声音。
　　
　　邱成峰知道屋里的几个人就要出来了，急忙拉着赵炎顺着走廊向东往正厅走，刚走几步，果然身后传来了开门声、送行声和脚步声。两人头也不回，一直往前走，然后左拐，出了正厅的北门回到了院里，再回头时，徐良他们三个人也随后出来了。几个人聚在板车周围，商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但因为周副主任和刘副部长都说要向主要领导汇报，然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公社的一把手王培庚主任究竟是什么态度尚不得而知，所以几个人也商量不出个什么结果来。
　　
　　“都晌午了，咱们先吃饭吧！然后下午干脆直接去找王主任。”张云鹏推车走了二十多里路早就有些饿了。
　　
　　“对！先吃饭，再去找王主任。张哥，王培庚这个人怎么样？好说话不？”徐良听说过王培庚这个人，但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并不多。
　　
　　“造反派出身的年轻干部，比我能大个一、两岁，文革前的高中生，初中时我们是一个学校的，他比我高一级，后来他上了高中，我当了兵，相互接触并不多。听说他挺有魄力，外号叫‘王大敢干’你们都是学生出身，又都参加过‘红卫兵’、造过反，找找他也许事情能好办一些。”
　　
　　结果确实让张云鹏猜中了。当天下午，经王培庚主任的批准，保卫组真的就允许高洁回到青年点了，但条件是她不能随便外出，要随时准备接受组织的询问和调查。几个人见到略显疲惫的高洁时，她既没有什么高兴和激动的表情，也没有对任何人感谢的表示，甚至在回队的路上也很少主动的和几个人说话。尽管如此，几个男人的心里还是有着几分成就感。
　　
　　长年生活在山里的溪河湾人，对新年从来都不怎么重视，但今年因为“东方红文艺宣传队”为乡亲们准备了一台文艺节目，所以元旦这天队里破例放了半天假。
　　
　　上午临收工前，王队长宣布了大队的决定，午饭时，全大队的所有人都要集中到大队部院里，集体吃一顿“忆苦饭”，吃过“忆苦饭”后，到学校看文艺宣传队演出的节目。
　　
　　收工之后，社员们都急匆匆地往家赶，然后拉上老婆孩子，带着自家的大碗、筷子或勺子就到大队部去了。马志敏已经安排杨二婶、李群英和几个女社员在青年点的厨房里做好了“忆苦饭”——用没脱皮的高粱磨成的碎米子，掺上剁碎的干萝卜缨子，再加上一些大粒盐，熬成了三大锅“萝卜缨子高粱粥”。
　　
　　当张主任宣布吃“忆苦饭”开始时，拉家带口的社员们就排着队走进青年点的厨房，然后每人端着一大碗“萝卜缨子高粱粥”出来，站在院子里喝，很多人还一边喝着粥，又一边站到排尾，准备再盛下一碗。
　　
　　知青们都不约而同的排到了最后，进了厨房，多数人也都只盛了半碗，然后端到院子里。他们喝着这又苦又涩的“高粱粥”，实在是难以下咽，但又不得不勉强咽下。
　　
　　再看看社员们，有人喝了第二碗，还要喝第三碗，甚至第四碗。吃过“忆苦饭”，知青们回到屋里时，竟发现三个粥锅都见了底，而且连锅巴都抢的干干净净的了。
　　
　　吃过忆苦饭后，文艺演出是在学校的一间大教室里进行的。这对祖祖辈辈生活在小山村里，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乡亲们来说，也算得上是一场文化盛会了。因为教室里容纳不下太多的“观众”，所以宣传队从下午到晚上共演出了三场，晚场的时候，就连北崴子的一些大人、孩子也都闻讯赶来观看。
　　
　　看过节目后，男人高兴，女人高兴，孩子们更是高兴。令同学们没想到的是，村里的几个回乡青年也即兴登台表演了节目，并受大家的欢迎，特别是王秀珍表演的独唱《见了你们格外亲》，那纯朴的乡音乡韵、声情并茂，更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刚刚成立的文艺宣传队一炮打响、首战告捷。公社广播站的李站长听说了此事，专门打来了电话，说要来溪河湾采访，还要选录一些节目通过公社有线广播网播放，并说如果效果好的话，也有可能推荐给县广播站。
　　
　　接到李站长的电话后，黎晓华和于文成商量了几件事：一是在春节前排练出一台质量更高的文艺节目；二是要伤势尚未痊愈的颜宝柯也参加排练、同时吸收王秀珍参加文艺宣传队；三是要添置几件乐器。前两件事当时就定了下来，唯独第三件事因为的缺少经费，考虑到会有些困难。事后赵炎和刘红军知道了这件事，两人便毛遂自荐，主动承担起修理旧杨琴的任务，除此之外，两人还打算利用当地特有的木材自制几件乐器。赵炎通晓乐理在校时就和于文成同是学校乐队的成员，刘红军心灵手巧，也通晓乐理，而且两人都是原来是学校航模队的成员，做过细木工活，他们两个互相配合，要做成几件乐器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