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二）作品名：红云白雾 作者：任勤
　　
　　
　　春播之前，县里就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各大队要落实“农业学大寨”的精神，在安排生产计划时要坚持“以粮为纲”，各家各户在种自留地时，也要贯彻“以粮为纲”的政策，防止“小生产”现象回头，坚决割掉资本主义尾巴。
　　
　　建州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号称“七山、一水、二分田”，耕地面积本来就很少，又多是一些山坡地，粮食产量很低。往年很多生产队都完不成上级下达的粮食生产任务，社员们还要吃国家调拨的“返销粮”。为了扭转这种粮食生产落后的状态，县革委会领导下了决心，要坚决打好粮食生产翻身仗，摆脱农民吃粮还要靠国家调拨、吃返销粮的不正常的现象。
　　
　　要增加粮食的产量，首先要做的就是扩大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但是下面的生产队出于本位主义的考虑，普通社员群众为了个人和家庭利益，还总是想要种一些经济作物。为防止有些生产队隐瞒实情，弄虚作假，县革委会专门下了通知，要求各公社在旱田春播结束之后，派工作组到各生产队进行检查，凡是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没有完成计划，而又种植了旱烟、生姜、辣椒、大蒜、花生、芝麻等经济作物的生产队，都要组织人力，将经济作物的青苗毁掉，然后补种荞麦、小豆、绿豆等适合晚播的杂粮，这叫“拔资本主义苗，播社会主义种”，简称“拔苗播种”。芦苇河公社将“拔苗播种”的任务交给了“‘五·七’连”，由“五·七”干部和知识青年去做这项本地干部不愿干、也干不好的工作。
　　
　　张长春在公社主持召开了“拔苗播种”工作会议，安排好各大队的任务后，就回到了溪河湾。晚上，他将黎晓华、邱成峰和另一位“五·七”干部王天海叫到自己家里，商量如何在大队开展“拔苗播种”的工作。
　　
　　“老张，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得别顾及情面，态度要强硬一些，我看多抽几个男知青来做这个工作比较合适。”王天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王叔说的有道理，应该多抽调几个男同学，组成一个‘拔苗’小组，专门做这项工作。”黎晓华本来对这项工作就有些顾虑，王天海的建议恰好符合了她的心理。
　　
　　“我觉得不能简单的、完全靠强硬手段，也需要做一些细致的思想工作，讲一点策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否则会激化矛盾的。青苗都长起来了，现在给拔掉谁不心疼啊，尤其是一些大娘、大婶，她们要是连哭带闹的，死活不让你拔，男同学还真就束手无策，再说了，这几天赵炎正领着男同学盖水磨房，安装水轮机，贾俊杰、刘红军他们这些人都抽不出来，我看还得有几个女同学去做这个工作。”邱成峰说了自己的想法。
　　
　　“邱成峰说的有道理。这样吧，从你们青年点抽出男，女同学各四名，组成一个小组，就叫‘拔苗’小组吧！由王天海同志担任组长，黎晓华和邱成峰担任副组长，怎么样？”张长春用商量的口吻说。
　　
　　“老张，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建议由邱成峰来担任组长，黎晓华做副组长，我做顾问，这样更有利于开展这项工作。首先，邱成峰有一定的政策水平，能够做好这项工作，再有，这也是锻炼年轻人的一个机会，作为年轻人即使是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我们俩也能以‘五·七干部’的身份替他做些解释，这样我们就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吗！”
　　
　　王天海虽然说得委婉一些，但另外三个人都听出了其中潜在的意思：如果王天海担任组长，一旦工作出现偏差，就会在大、小队领导和“五·七干部”之间造成矛盾，那时也就没有人能充当调节矛盾的“第三方”了，所以张长春便同意了王天海的建议，而邱成峰和黎晓华虽然心里清楚，这是把知青们推到了“拔苗”战斗的火线上，“五·七干部”却退到了二线，但出于对张长春的尊重，也不好再提出反对意见了。
　　
　　第二天早晨，社员刚刚上工，王天海便和“拔苗”小组的人到地里检查，看看各生产队有没有违规种植非粮食作物的。在溪河湾生产队的集体耕地上，除了按国家计划种植了一些大豆和十几亩烟草外，并没发现有违规种植的经济作物，而在社员家的自留地里却种有旱烟、大蒜、辣椒等明令禁止的经济作物，有的自留地里还种植了芝麻、花生等油料作物。既然发现了问题，就不能手软，在王天海的默许下，邱成峰带领拔苗小组的人一起动手，很快就将这些违反县里规定的“资本主义苗”拔掉了。
　　
　　回到村里，检查各家各户的院子里、房前屋后的菜地时，又发现几乎家家都种植了违规的经济作物，就连王队长家也种了一些旱烟、辣椒和大蒜。邱成峰推开了院门，同学要进到菜园子里拔苗的时候，王婶从屋里冲了出来，挡在了栅栏门前，拼死拼活的阻拦着。
　　
　　“怎么，不让人活了！老头子要抽烟，又不像每月都发饷的城里人那么有钱，能去买‘洋烟卷’，种几棵烟自己抽就犯法了？栽几头大蒜，过年杀猪吃个酸菜血肠白肉，谁家不捣点蒜酱？栽几棵辣椒，冬天腌点辣白菜，这都算犯法了？真没有讲理的地方了。”说着说着，她抹起了眼泪。
　　
　　黎晓华和林秋月急忙上前，一左一右的扶住她，好言劝解着。
　　
　　王婶这一哭一闹，惊动可不小，左邻右舍、前后院的大娘、大婶和大嫂子们都围了过了。五、六个妇女一起闹了起来，高洁和肖日萌也赶忙上前劝解，但无论怎么劝都劝不住。
　　
　　面对着混乱的场面，邱成峰是既同情又无奈，他试探着对王天海说：“王叔，我看算了吧！王婶说的也有道理，家家都不容易，平时生活都挺苦的，缺油少盐的、没钱买就没办法了，做菜时放点葱、姜、蒜、辣椒什么的，不就图个饭菜有点滋味吗？”
　　
　　听邱成峰这样说，王天海忙着把黎晓华叫了过来，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做些让步：各家房前屋后菜园子里的烟苗、蒜苗、辣椒苗等就不拔了，马上抓紧时间再到北崴子去检查。又哭又闹的几个妇女这才消停下来。
　　
　　北崴子村南，马书记正在和社员们在一块水田里补插秧苗，看到王天海和七、八个知青走过来，他光着脚就迎了上来。
　　
　　“马书记，旱田都种完了，水田插秧也快完成一半了吧？”王天海主动打着招呼。
　　
　　“一半倒是有了，可是这不还得返工吗？”马书记语气里带点埋怨，但又不知是埋怨谁。
　　
　　“插秧怎么还返工呢？”
　　
　　“这块田是最早插的秧，不知是什么原因，缺苗也最多，只好再补补苗了。”
　　
　　“这就叫‘欲速则不达’，插秧太早，再遇上‘倒春寒’，必然会伤苗。”王天海凭想象为他找出了一个并不确定的理由。
　　
　　“听说知青们这些天在忙着建什么水轮机，你今天和邱成峰他们到我们北崴子来干什么？”
　　
　　“马书记，临过来时，张长春连长让我先跟你简单汇报一下，根据县和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指示，我们要到各生产队检查粮食作物的种植情况，看看有没有违反‘以粮为纲’方针政策、私自种植经济作物的。过一会，他会过来跟你详细介绍公社会议精神的。”
　　
　　“那好吧！等我把鞋穿上，陪你们转一转。”马志强说着哈腰去拾地上的鞋。
　　
　　“不用了，马书记，你忙你的吧！黑脸包公我们来唱，你和我们一起去，乡里乡亲的都很熟，有些事反倒不好办。”
　　
　　见王天海不愿自己介入此事，马志强便对几个知青说：“那就多辛苦你们了，要抓紧时间，把上级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北崴子的人口少，耕地也少，经检查，这里的情况和溪河湾的情况差不多。自留地里发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的青苗，很快就被拔掉了， “拔苗”小组又到各家房前屋后去检查。由于有了之前在溪河湾的教训，所以这种检查只是为了造一些声势，对于菜园子里究竟都种了些什么，大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当走马观花似的走到一家房后菜地时，林秋月意外的看到了一种从没见过的植物，她拉了拉高洁，好奇的说：“这是什么东西？”
　　
　　“没见过！”高洁似乎对此并不怎么感兴趣。
　　
　　这时，其他人也都走了过来，蹲下身看着这种不常见的植物，王天海拔下一棵仔细看了看说：“这是罂粟！也就是当地人说的大烟。”
　　
　　邱成峰从没见过罂粟，但对于“罂粟”这两个字他却早已熟记在心。上小学时，语文课本里就有一篇节选自苏联作家茹尔巴所写的小说——《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的课文，叫《田野上的罂粟为什么开红花》，里面讲的是一个叫丹柯的年轻人，带领乡亲们反抗压迫的故事。丹柯被统治者抓住后，用皮鞭抽他、用棍棒打他，但他毫不屈服，他的鲜血一滴、一滴的滴落在田野上，在鲜血滴落的地方，就开出了一朵朵鲜红的罂粟花。
　　
　　学过这篇课文以后，在邱成峰的心目中“罂粟花”就是一种承载着勇敢、正义和圣洁的东西。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他知道了鸦片战争，也知道了罂粟与鸦片的关系，但在情感深处仍将罂粟花和鸦片归于对立的两极：罂粟花代表的是圣洁和美好，而鸦片代表的却是龌龊和邪恶。现在这集圣洁和邪恶于一身的东西，就展现在自己的眼前，面对它，被唤起的究竟是何种情感，是应当虔诚的欣赏她，还是无情的铲除它？情感上的矛盾，导致了思维的混乱和态度的 暧昧 。
　　
　　“大烟花是国家明令禁止私人种植的，必须得拔掉！”黎晓华的态度鲜明。
　　
　　“你们不能拔！”一个苍老、低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大家都本能的回过头，一位看起来年纪能有七、八十岁的老人正站在他们身后。
　　
　　“大爷，这是毒品，国家是禁止私人种植的。”林秋月轻声的对老人说。
　　
　　“我不管什么毒品不毒品的！我有齁痨病，冬天犯病时喘不上气来，用水冲点烟膏喝下去，就能挺一阵子，如果没有这东西，犯病时我就得憋死。”老人的语气很强硬。
　　
　　“老人家，您有病可以到赤脚医生那儿开点药吃，种这种东西那可是犯法的。”
　　
　　王天海耐心的解释着，同时示意邱成峰和黎晓华赶紧领着大伙动手拔。
　　
　　几个人一拥而上进了园子，七手八脚的，不一会儿功夫，一片罂粟苗便都拔光了。
　　
　　老人看到这种情况，先是愣了一会儿，随后浑身颤抖起来，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又突然一转身，跌跌撞撞的跑开了，嘴里还喊着：“小兔崽子们，看我怎么跟你们算账！我这是阎王爷老了，不拿鬼了。”
　　
　　看老人被气跑了，大家也担心出现意外，赶紧从园子里出来了。出于多年来对罂粟花的一种美好的情感，邱成峰有意的保留下两棵完整的罂粟苗，他用一捧土包住罂粟苗的根，托在手里。
　　
　　“成峰，你还留两棵大烟苗干什么？”张保忠不解的问。
　　
　　“带回青年点栽上，秋后看一看开放的罂粟花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这不是贻人口实吗？‘拔苗’小组的组长，把‘资本主义苗’移栽到自己的地里，是不是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思啊？”平时少言寡语的吴文甫提醒他。
　　
　　“文甫说的对，这事没人提就没什么事，一旦有谁和你过不去，提起来可就是个事。”于文成也在劝阻邱成峰。
　　
　　“我只想看看罂粟花，又不想要大烟，大不了等开过花，没结果实的时候，我就把它拔了。再说了，青年点的这些哥们都不是背后鼓捣事的人，谁能跟我过不去？”邱成峰有时会表现的莫名其妙的固执。
　　
　　王天海领着大家一起往回走。刚走到村口，就看到刚才的那位老人在四、五个人的簇拥下走了过来，其中有马书记和北崴子小队的钱队长，马书记正掺扶着老人，钱队长加快脚步迎了上来。
　　
　　“老王，这是怎么回事？把老爷子气成这样。”
　　
　　“钱队长，是这么回事，这位老爷子在自家房后园子里种的大烟被我们拔了，他生气跑开了，我们也怕出什么意外，就赶紧跟了过来。”
　　
　　说话的工夫，马书记已经掺着老人走了过来。经过王天海身边的时候，脚步也没停，只简单的打了个招呼：“这就回去呀？”
　　
　　“啊！回去。马书记你们再做做老爷子的工作。”王天海又回头叮嘱了一句。
　　
　　“老王，你知道这老爷子是谁吗？他是马书记的爷爷，也是大队张主任的老丈人。”钱队长的语气里带着埋怨。
　　
　　“你说什么？老爷子是马书记的爷爷，张主任的岳父！”王天海吃惊的问。
　　
　　知青们也有些吃惊。
　　
　　“老钱，你替我们向马书记解释一下，种大烟是违法的事，我们也只能这么做。”王天海很无奈的对钱队长说。
　　
　　“有什么好解释的，从道理上讲，你们一点错都没有！可是老爷子离开这东西就可能过不了冬······唉！算了。”钱队长一跺脚，随后面的几个社员一起走了。
　　
　　“拔苗”小组的人都愣在了那里。正在这时，张长春从南边走了过来。
　　
　　“老张，你过来了？”王天海迎上前去问。
　　
　　“过来向马书记传达一下‘拔苗播种’工作会议的情况。”
　　
　　“老张，有件事我得向你汇报一下！我们过来的时候，正好碰见马书记和几个社员在地里补插稻苗，我就简单的向他说了一下‘拔苗播种’的事，听完后，他还说要跟我们一起到村里检查，考虑到他家就住在北崴子，和这里的社员太熟了，有些事不好办，我就劝阻了他。进村后，我们检查到一家菜园子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大烟苗，尽管遭到了一个老爷子的阻拦，我们还是给拔掉了，结果给老爷子气的够呛，跑到马书记那儿告了我们一状，事后我们才从钱队长那儿知道，老爷子是马书记的爷爷，因为患哮喘病，他才种些大烟以备急用。老张，你说这事怎么办？”
　　
　　张长春沉默了一会说：“今天马书记那儿我也不去了，咱们回去吧！这事以后我来解决。”
　　
　　“张叔，你有什么好办法，能把这事处理好？”黎晓华显然是很有顾虑的。
　　
　　“我找一下在卫生部门工作的老战友，搞一点止疼片、杜冷丁之类的药，送给马老爷子。这些药也都有麻醉、镇定和止疼的作用。”
　　
　　“这倒是个好办法，我们既按上级的要求秉公办了事，又解决了马老爷子患哮喘病的难题，马书记就不会有什么想法了。”
　　
　　黎晓华的顾虑打消了一些，其他人紧张的情绪也放松了许多。
　　
　　在回溪河湾的路上，邱成峰想起了一件事，他凑到张长春身边说：“张叔，今天是周日，晚上应该是‘读书会’活动的时间。”
　　
　　下乡插队一年多来，知青中具有“周”观念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邱成峰却是这少数人中“周”观念较强的人，他记得今天是星期日。
　　
　　在溪河湾，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是随着节气的变化而进行的，人们除了能清楚的记得立春、雨水、惊蛰······这二十四节气外，还不会忘记的就只有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和自己农历的生日了，至于城里人享有的新年、“五·一”、“十·一”这些法定假日，山沟里的人并不太重视，而像“星期”和“周”这样的概念，他们几乎没有，因为那只是县城和镇里拿工资的职工、干部专有的东西。知青们来这里插队已经一年多了，他们也渐渐的淡漠了“周”的概念。
　　
　　邱成峰经常到大队部看报纸，他注意到邮递员总是在星期五来溪河湾，前天他见到了邮递员，并到大队部看了报纸，所以他知道今天是星期日。
　　
　　“我也正想说这事呢，中午你们把这周学习时遇到的问题归纳、整理一下，晚上我们集中起来进行讨论！”张长春给他布置了任务，然后又想起了一个问题，“对了，赵炎为什么没参加‘读书会’？”
　　
　　“为这事我前几天曾和他谈过一次，他说的很含糊，也许和他正忙于搞‘水轮机’的事有关。据我所知，他近一段时间所看的书主要是一些科技类的，还有一些日文杂志，也可能是他所看的书，与我们‘读书会’所重点关注的社会科学的内容有所差异，因此他才没有主动要求加入‘读书会’吧。”邱成峰向张长春做着解释。
　　
　　“其实赵炎本是文、理兼优的，可是自从插队以来，他却明显的‘重理轻文’了，这可能和他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有关。”高洁猜测着。
　　
　　高洁的猜测是对的，对此邱成峰比她更清楚，只不过出于某种考虑，他对和赵炎谈话的内容做了一些保留。确实，赵炎之所以没有参加“读书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父亲身份的问题，他曾对邱成峰毫无保留的说：自己的父亲原本是一位工程师，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却被定为“历史 反革命 ”，现在自己和赵艳成了“黑五类”子女，虽然还有另一个好听的名字——“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实际上，在政治方面是很难有什么造就的，弄不好一旦出点什么问题，是很容易与父亲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被“上纲上线”的，而“读书会”本身是带有一些政治色彩的，因此自己和妹妹赵艳才抱着“自知之明”的态度，对其有意的“敬而远之”。
　　
　　“其实，赵炎和赵艳不必这样，党的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当然，参不参加‘读书会’是自觉自愿的，他什么时候想好了，随时都可以加入。”张长春希望赵炎和赵艳能参加“读书会”，同时也很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理。
　　
　　吃过晚饭，在邱成峰的催促下，报名参加了“读书会”的几个男同学一起来到了大队部，在院子里，就看到西屋有晃动的灯光。一进西屋，看到张长春正站在板凳上，提着一盏马灯往梁柁上挂，可能是灯罩刚刚擦拭过，并且添满了油，所以灯光显得比往常要亮。令邱成峰他们意外的是，南炕沿坐着三个陌生的女知青。看到进来了六、七个男生，三个女知青礼貌的站了起来。张长春挂好了灯，从凳子上下来，刚要给他们相互介绍，黎晓华和几位女同学进来了，看到站在屋里的三个女生，黎晓华惊喜的叫起来：“雪梅！你怎么来了？”
　　
　　“啊，我来了！不欢迎吗？”一个梳短发的女生向前跨了一步。
　　
　　黎晓华赶紧挤到男同学的前面，迎上去，伸出两手，拉住了短发女生的双手。
　　
　　“欢迎，当然欢迎了！”
　　
　　梳短发的女生就是东岭坡的战雪梅，黎晓华去年在县里的知青代表座谈会上就认识了她。黎晓华向本队的同学介绍了战雪梅，战雪梅又向大家介绍了东岭坡的另外两个女同学，一位叫杨红，一位叫王惠琴。
　　
　　寒暄过后，女生都坐到了南炕，男生都坐到了了北炕。
　　
　　张长春站在地中间，向两边看了看，然后解释道：“几天前去公社开会，遇见了战雪梅。雪梅听说咱们组织了‘青年读书会’，也想来参加，我当时没答应她，没想到她回东岭坡后，在她们青年点组织了一个‘坤华女子读书会’。今天中午，雪梅给我来电话，说要请我做她们的辅导员，还说晚上要来我们这里，一方面是来祝贺我们‘青年读书会’的成立，另一方面也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今后两个读书会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事情。这不，她们三个真的就来了。”
　　
　　听张长春这么一说，大家都很高兴，一时各抒己见、议论纷纷，最后双方商定：“青年读书会”和“坤华女子读书会”各自独立开展读书活动，集体活动的时间都定在星期日晚上，集体活动时，双方都可以自由派代表参加对方的活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是两个读书会的联席活动日，因为东岭坡青年点都是女生，所以每逢联席活动日，“青年读书会”的人要到东岭坡去，张长春作为两个读书会的辅导员，也要参加联席活动。
　　
　　活动方式的问题确定之后，开始进行讨论，早有准备的高洁首先发了言，她说：“最近我看了恩格斯所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并对我国的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进行了一番思考。我国的‘人民公社’制是从1958年开始的，根据最初的设想，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社会基本单位。实际上，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公社’制度，在中外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例如：古代的‘氏族公社’、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新和谐公社’、法国无产阶级建立的‘巴黎公社’等，这些‘公社’制的社会组织形式，由于是建立在原始、低下、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或者是因为超越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以最后都消亡或失败了。
　　
　　“在 文化大革命 中，革委会制度确立之前，上海也有人提出要实行‘公社’制，并建议要成立‘上海公社’，后来这一建议被否定了，最终没能实行，但这足以说明，‘公社制’在历史上不止一次的出现过，并被相当数量的人们所认可。
　　
　　“今天，我们的农村人民公社，本应是一种综合的农村基层组织，既所谓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组织形式，是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共产主义低级形式，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在其发展过程中，却演变成了今天这样一种几乎是只有单一农业的、政社合一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形式了，而城市的‘人民公社’作为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则完全政权化了。现在城乡的这种‘人民公社’是否还是本来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的低级形式？我是存在着一些疑问的。”
　　
　　“高洁叙述的历史脉络清楚，理论分析透彻。”邱成峰对高洁的发言表示认可、也产生了兴趣，所以马上就接上了话。
　　
　　“任何一种‘公社’形式，都具有共产主义因素，这一点单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公社’这两个字，其实可以解读为‘公有制’的‘社会’、或‘公共’的‘社会’。‘氏族公社’是原始的共产主义形式；‘新和谐公社’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形式；‘巴黎公社’是法国无产阶级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现今我国的‘人民公社’也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层组织，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人民公社体制内，它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山林、大型机械，骡马牲畜等都归集体所有，但因为它仅仅是一种初级的、或者叫低级的共产主义形式，所以它仍然具有某些私有制的残留，比如现在的‘自留地’、‘自留畜’等就属于私有制的残留，对于这种‘残留’，在当今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应该干涉其所有者去行使‘支配权’和‘使用权’。”
　　
　　“邱成峰，如果照你这么说，那有一个问题我就不明白了，社员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养鸡、养鸭和养猪，那为什么就不能自主决定在自己的‘自留地’里是种玉米还是种旱烟，是种茄子还是种辣椒呢？想起今天‘拔苗’的事情，我总感觉有些不妥。”谁都没想到，林秋月会提出一个触及现实政策的棘手问题。
　　
　　张长春正在想怎样向她解释这一问题的时候，战雪梅抢先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自留地和自留畜，确实是党和国家政策允许的一种私有制形式。从一般的道理上讲，既然是党和国家政策允许的，就不应当再受到什么限制，而要允许社员自由的支配、自由的使用。但是列宁说过，‘一般寓于个别之中’，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的名称叫‘中国GCD’，GCD最终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现今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正是朝共产主义迈进的一个步骤。至于现阶段允许自留地和自留畜的存在，这并不是我们赞许私有，更不是鼓励和发展私有制，这只不过是在与私有制斗争的过程中，一种策略上的妥协和权益之计，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我们时刻准备着取消和废除这种私有制的残余，所以，即使在现阶段，我们也不能任其发展，而必须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必要的限制，以促进公有制因素的发展壮大，并逐渐的消减私有制因素，以至于最后完全消灭私有制。当然，这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因此而放松了当前应做的工作，‘拔资本主义苗’就是我们现在应当做的、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工作。”
　　
　　战雪梅的发言，令张长春十分满意，他确信，这足以能说服林秋月以及和她有同样疑问的人了。
　　
　　邱成峰似乎也接受了战雪梅的观点，但同时又存在着某种认识上的差异，他一时有些理不出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