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梗概：
　　三幕悲喜剧《上海屋檐下》是近代夏衍创作的话剧。
　　
　　详细梗概：（3616字）
　　夏衍的三幕悲喜剧《上海屋檐下》创作于1937年3、4月间。
　　被捕入狱8年的匡复被释放了，他到好友林志成家来探询自己妻子彩玉和女儿葆真的下落，却得知妻子已与志成同居，因为他们早就听说匡复已死，于是三个人都陷入难以解脱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之中。
　　彩玉想和匡复追寻过去的幸福，但林志成负疚欲走时，两人8年患难与共之情，又突然迸发，难以分手。
　　匡复理解、原谅了他们，在孩子们向上精神的启发下，克服了自己一时的软弱与伤感，留言出走。
　　全剧除了这条主要情节线而外，还有几组人物：失业的大学生，被迫出卖自己的女人，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儿子战死的老报贩，这些人都拥挤在一个“屋檐下”，合奏着“小人物”的生活交响曲。
　　
　　作品鉴赏：
　　作品创作于抗日战争前夕，通过一群生活在上海弄堂石库门中的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和他们的喜怒哀乐，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暗示出雷雨将至的前景，力图使观众“听到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作者说这是一出悲喜剧。
　　作品有意识地用阴晴不定，沉闷压抑的黄梅天气，影射当时的政治环境，反映了西安事变以后民族危亡之时，小人物在动荡不安的处境中的苦闷、悲伤和希望。剧情从郁闷烦躁的黄梅天开始，至传来“轰轰然的远雷之声”结束，其间烦人的雨声出现30多次，蕴含着“天色黑暗到了一定程度，一定要落雨，雨下到一定程度，一定要天晴”的政治寓意。在情节的开展中，又多次出现灿然阳光的“一亮”、“一闪”，隐约地表达了剧作者理想的光芒。剧中虽然没有写政治性的事件，甚至连“国民党的压迫”、“日寇的侵略”之类的词句都没有出现，但却于平凡的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政治倾向。主人公匡复的入狱，点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者的镇压。他的出狱归家，则暗示了形势的变化。林志成所在的工厂的工人闹事，从侧面展现了大波大浪的时代风云。老报贩李陵碑的独生儿子的牺牲，使人联想到“一·二八”战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小姑娘葆珍反复教唱的儿歌：“强盗来，打不打？打打打，一个不够有大家！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更是显露了全民奋起抗日救亡的时代气息。
　　
　　艺术结构：
　　剧本巧妙地截取了上海弄堂房子的一个横断面，在一天的时间里，同时展现了经历不同、性格各异的五家住户的命运，生动地刻划了一群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都市中心的小市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这五家是林志成家、黄家楣家、李陵碑家、施小宝家和赵振宇家。五户之间，既无血缘联系，又无历史的恩怨，各户有各户人物的生活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时而齐头并进，时而交叉进行，在时断时续中有条不紊地展开着。但它们之间又并非毫无主次。情节基本以林志成一家为主，以匡复、彩玉和志成三人之间复杂的经历和爱情纠葛贯串全剧，将失业的大学毕业生黄家楣、痛失爱子的孤老头李陵碑、被迫卖身的施小宝三家的苦难命运交织其间，并以乐天派中学教师赵振宇夫妇的苦中作乐的生活为穿插转换的交叉点，使丰富多彩、悲喜交集的剧情，在严密的布局中，井然有序、波澜起伏地走向高潮，展现出未来的曙色。全剧宛如一幅自然和谐的真实社会风俗画，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显示了作者现实主义的独特风格。
　　正是在如此“梅雨”中，夏衍描写了“上海屋檐下”一群小人物的苦闷、悲伤和希望。
　　剧本通过一座弄堂房子里五户人家的一天经历，十分真实地表现了抗战爆发前夕上海小市民的痛苦生活。在这黄梅天一样晴雨不定、郁闷阴晦的政治气候中，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沦落风尘的弃妇施小宝，被流氓逼迫去卖淫，她想挣扎，然而四顾无援，终于跳不出邪恶势力的魔掌。老报贩“李陵碑”孑然一身，他的独生子在“一·二八”战事中参军牺牲，使他孤苦无依，精神错乱，成天哼着“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酗酒解愁。失业的洋行职员黄家楣，正陷于贫病交困中，偏巧这时辛辛苦苦培植他到大学毕业的老父亲从乡下来了。老父亲满以为这个自幼就被看作为“天才”的儿子，早在上海有了“出息”，实际上“天才在亭子间里面”。儿子儿媳企图用借债、典当把窘状隐瞒过去，强颜欢笑，谁知老父亲耳聋心不聋，私下发觉了实情，立刻托故回乡，临走还把自己最后一点血汗钱，偷偷留给了小孙子。小学教师赵振宇安贫乐命，与世无争，可他的妻子却愁穷哭苦，唠唠叨叨，为讨菜贩的一点小便宜竟至连蒙带唬，关门抵拒。“回身摸袋，故意迟疑，好容易将两个铜板交给卖菜的，当卖菜的挑起篰正要走的时候，她就很快地从他的篰里面拿了一支茭白。”作为剧中主线的，是二房东林志成、杨彩玉一家的故事。
　　林志成是一个工厂中的下级职员，他不仅由于做着亦“牛”亦“狗”的工作而整天担忧、赌气，更由于被监禁十年、久无消息的匡复的突然归来，使他禁不住良心的谴责。匡复是革命者，是林志成的好友，是杨彩玉的丈夫和葆珍的生身之父。匡复在被捕时托付志成照顾其妻女，后来匡复数年音讯杳无，志成与彩玉在患难中相爱同居。匡复意外地出现，志成哑然如遭雷击，慌然不知所措，只从牙缝里挤出“你，你，”两个字，冲到匡复身边“差不多抱住了他，但是一瞬间后，面色又惨变了”。他想以倒茶找烟来掩饰自己的窘态，却欲盖弥彰。匡复探问妻女的下落，他欲说不能；匡复听说妻女很好而感激他的救助，更使他羞愧难言。而妻子与朋友同居，这对满怀喜悦来找寻妻女的匡复来说，更不啻当头一棒。他内心异常混乱，随即颓然坐下，只茫然地、“学语似地”说： “同———居了！” 长期的牢狱生活损害了他身体的健康，而眼前的尴尬局面又给了他意外的苦楚和酸辛。彩玉过去是同情革命的少女，为同匡复结合而脱离家庭，可匡复被捕后，孤苦、贫穷的磨难逼得她退却了，她在误以为匡复已经遭难的情况下与林志成结合，变成一个小心翼翼随顺夫权的家庭主妇、生活的奴隶，尽管她的感情还在前夫与后夫之间痛苦地挣扎着，剧本借助于戏剧冲突所表现的人物这种种生活处境和精神面貌，无一不是与那个社会密切相关的，无一不是那个黄梅天一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政治气候带来的结果。正是通过人物的不幸命运，剧作对当时的黑暗社会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提出了深沉强烈的控诉。
　　作者对这群人物的未来还是抱着希望和信心的。他把希望寄托在葆珍等“小先生”身上。孩子们高唱《勇敢的小娃娃》歌，朝气蓬勃，表达了 “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的决心。这歌声促使匡复重新振作起来，毅然出走。他声称，这“决不是消极的逃避”，并鼓励朋友们“勇敢地活下去”！他终于是一个革命者，用革命的理想克服了个人生活上的伤痛，走上“救国家”的人生大道。———舞台上从远处轰轰然响起惊雷之声，预示着令人沉闷的黄梅天即将过去。
　　
　　著作解读：
　　这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五户人家的凡人琐事，是失落了生之欢乐的小人物的苦痛与挣扎。在日复一日的凡常景象里，夏衍潜心挖掘着人生内在的悲剧与喜剧。困扰林家的是一场别样的感情纠葛，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承受着痛苦和煎熬。匡复出狱时强烈的团聚热望，被阻隔在妻子他属的现实面前；当妻子想要回到他的身边时，他疑虑“残兵败卒”的自己能否给她幸福；知道妻子和好友志成的同居不单是“为了生活”，他不忍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终于决定丢开私人的恩怨，告别一切，再次投奔革命为更多的受难者奋斗。林志成的苦痛在于与受自已照顾的好友之妻同居使他始终背负心灵的责难，他没有一日不觉得愧疚和负罪。匡复出现后，他慌乱、无措，却也感到解脱；尽管他还留恋着家庭的温暖和幸福，但更多的良知和自责，使他也选择了出走的路。屡屡遭遇变故的杨彩玉更是去留两难。生活的逼迫，命运的无常，使她个性中被激发出来的勇气退却了，她渐渐地安于妇职，而匡复的归来又搅乱她的心，何去何从成为一个繁难的问题。她既眷恋着匡复，渴望破镜重回，又不忍伤害在困难时给予她救助的林志成，不忍看见他的痛苦和不幸，她的心给这同样真诚炽烈的感情牵扯着，她的痛苦是这样的震撼人心。生活铸成了错，却要无辜的人来承担恶果，在悲凉艰辛的境遇中，为别人着想，为所爱的人着想，这些人性中美好纯净的一面依然存留了下来，也将永世不灭。
　　除去作为主线的林家，余者各家皆有优烦与不幸。在小人物的生活中，在他们的苦闷、悲伤和希望中，人们窥见到了这个大的时代的迷茫和光亮。
　　就艺术创作的角度看，《上海屋檐下》的情节凝炼而明快，交错而不失序，“用淡墨画出了这些人物的灵魂。细致而不落痕迹，浑成而不嫌模糊，真正的感情深沉地隐藏在画面的背后，不闻呼号而自有一种袭人的力量。”
　　阅读时注意剧中梅雨所隐含的深意。“梅雨”既是自然界的天气，更是当时社会政治的气候。它沉闷、忧郁，压抑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因而它同时又是人们心情的象征。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中心意象”。夏衍笔下的这副“梅雨意象”，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中心意象”。作家林淡秋曾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的文章、日记中出现最多的是这样的词句：“生活像一潭污浊的死水，发散着刺鼻的恶臭。需要暴风雨冲洗一下呀！” “天呀，闷死人了！什么时候才会落雷雨呢？”那个时代，整个中国都在下着“梅雨”，沉闷、灰暗、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