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作品名：红云白雾 作者：任勤
　　
　　
　　第三十章
　　
　　晨雾罩 层峦叠嶂总缥缈
　　
　　夕阳俏 落霞孤鹜凭远眺
　　
　　《多彩时空本色魂》出版后，根据高洁的建议，黎晓华召集大家开了一次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多数同学都真诚的谈了一些自己的人生感悟。
　　
　　黎晓华：“《多彩时空本色魂》，讲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我们这些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人，经历了与共和国同样的社会历程，我们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并伴随着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们所经历的人生道路，曲折坎坷、形势多变，但由于我们从小受到良好的、正统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所以我们才能不为多变的形势完全左右，不为纷繁的色彩长久的迷蒙，而最终仍然秉持本我。
　　
　　“五十年代后期，从我们刚懂事开始，就反复听过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的故事——不仅仅是‘故事’，而是实实在在的‘真人真事’，我们不止一次的在清明节时，唱着‘山鸟啼，红花开，阳光照大路，少先队员扫墓来’的歌曲，到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到黄继光、邱少云、杨连弟等志愿军英雄们的陵墓前，聆听辅导员老师或当年的志愿军战士讲述他们的英雄事迹。同是在五十年代，我们熟知的还有徐学惠、向秀丽、安业民、刘文学等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事迹。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们是唱着《少先队队歌》、《社会主义好》、《学习雷锋好榜样》、《王杰的枪我们扛》、《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样的歌曲；听着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的故事；读着《怎样做人，为谁活着》、《理想、劳动、幸福》、《松树的风格》这样的书和《红岩》、《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小说；看着《上甘岭》、《革命家庭》、《钢铁战士》、《鸡毛信》、《红孩子》、《小兵张嘎》这样的电影度过的。
　　
　　“在世界观逐渐形成的青少年时期，我们听到的都是革命英雄人物的模范事迹，受到的都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因此我们初步形成的世界观只能是幼稚而淳朴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而这样‘幼稚、淳朴’的世界观便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后来确立相对成熟的、主流的、正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各人的生活经历又不尽相同，所以在这一代人中，每个人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感受和评价又是不尽相同、存在差异性的，所以，如果有哪位同学的思想观点与我有所不同，我是完全能够理解、并给予尊重的。”
　　
　　高洁：“黎晓华对于我们青少年时期成长经历的评价和总结我是赞同的，但她显然是回避了我们青少年时期的一段最重要的经历—— 文革 时期的经历。十五、六岁到二十五、六岁这段时间，恰恰是一个人从未成熟的少年到成年人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正是一个人世界观初步形成的时期。所以，我们在回顾、评价和总结人生经历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是不能跨越这一历史时段的。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也根本无法回避这一段历史，因为它已经在我们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分析、全面的总结、真实的表达。
　　
　　“辩证法揭示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一分为二’就是我们在分析问题时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所以对 文化大革命 所给我们造成的影响，也应当本着‘一分为二’的原则，做出全面的分析。”
　　
　　张保忠：“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是复杂、坎坷、甚至带有些悲剧性的。除了黎晓华所讲的那些经历外，我们还经历过 大跃进 的年代，曾‘高举’、歌唱过‘三面红旗’，也经历过 ‘三年自然灾害’、体验过类似于‘旧社会’的吃糠咽菜的生活，当然我们也更深刻的经历和体验过‘ 文化大革命 ’和‘上山下乡运动’。如果借用比我们小几岁的学弟学妹们的话来说，这些经历就是：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工作’，前几年由于国有企业实行了‘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政策，所以还应该加上‘四十就下岗、人到中年丢工作’。
　　
　　“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如此沉重不堪呢？如果要探究这些情况出现的历史原因，我认为可以追溯到比 文化大革命 更早的‘ 大跃进 ’时期，并应当得出‘自作自受’的结论。
　　
　　“大家都应当记得， 大跃进 开始时，我们刚刚上小学一年级，学校号召我们种蓖麻、捡废铁，用来提炼航空用油、大炼钢铁。当时，报纸上还出现了水稻亩产‘三万六’、小麦亩产‘七千’的报道。因为人们的头脑发热，要在十五年内‘超英赶美’，追求‘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结果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 文化大革命 时，我们正在读初中二年级，小小的年纪就‘停课闹革命’，参加到造反、夺权、破四旧的运动中去，还到北京和全国各地去搞大串联，致使铁路运输达到了瘫痪的地步，后来，工矿企业的工人又‘停产闹革命’，才导致了 文革 后期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并由此进一步导致了以后所出现的一系列后果。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 大跃进 ’、‘ 文化大革命 ’等一系列错误路线的受害者，包括赵炎在内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悲惨遭遇也由此而来。”
　　
　　赵艳：“所以，一提起 文化大革命 和上山下乡的那段经历，我就会伤心和流泪。高洁，你不要生气呀！对于你提出的，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看待 文化大革命 的说法，我真的不能同意，因为除了错误和灾难之外，我真不知道 文化大革命 中还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可供我们去分析和总结。”
　　
　　邱成峰：“高洁和赵艳提出了一个哲学思辨的问题，对 文化大革命 可以‘一分为二’吗？我想这对于哲学专业的研究员高洁来说，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辩证法揭示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那么对于 文化大革命 这样一个敏感的历史问题，应当怎样去‘一分为二’呢？二十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说心里话，对于当年人人都参与其中，现在又普遍给予否定的这场‘轰轰烈烈’的 文化大革命 ，我是既留恋又摒弃，并且是留恋的情结大于摒弃的心理，只是因为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 文化大革命 已经有了定论，我作为一个党员，才从党性原则出发，一直在说服自己、调整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努力的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从理性出发、在政治上对 文化大革命 是持否定态度的，可是在个人的思想情感上，留恋的情结却始终很难改变。
　　
　　“我认真的剖析过自己，之所以会有这种矛盾的心理，就在于 文化大革命 期间，正是我个人思想、性格发生转变和世界观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段。在 文革 之前，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只是出于个人兴趣的缘故，除了贪玩、好动、喜欢踢足球外，还认可了当时社会中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因此当时所喜欢的学科，除了体育外，就是数理化，而在文学、历史、政治这些社会科学方面，除开喜欢看一些小说、散文之类的书籍和文章外并无其它兴趣。
　　
　　“但是，在 文革 中，耳濡目染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唇枪舌剑的大辩论，看到高年级的学生和大学生们在辩论时慷慨陈词的情态、看到大字报上逻辑严密且极富刺激性的语言，不仅激活了我辩证逻辑的思维能力，也燃起了我对文学、社会历史和政治学科的兴趣，从此我便带着极大的兴趣，开始背诵《 毛主席 语录》、《 毛主席 诗词》，继而又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包括《鲁迅文集》、《普希金诗集》在内的一些中外文学名著，甚至还不知深浅的去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由于性格腼腆和缺乏自信，这样广泛的阅读，并没有造就和提升我的雄辩能力，但却转变了我的思想观念，从此，我不仅摒弃了‘重理轻文’的观念，开始重视政治思想文化在修身、治国方面的作用，而且还自觉的接受了马列主义、MZD思想的理论，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也正是由于这个转变，才导致我后半生既没从事从小就喜欢的体育方面的工作，也没从事所酷爱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而是从事了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 文化大革命 ，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这也是我不能从根本上摒弃‘ 文革 情结’的主要原因。
　　
　　“为了把这种‘ 文革 情结’合理化，我在努力的探寻、并‘牵强附会’的找到了一个逻辑的支撑点——把 文化大革命 和当年的红军长征进行了类比，并且‘教条式’的对 文化大革命 套用了‘一分为二’哲学分析。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壮举，在长征途中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毛主席 在总结长征的意义时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可以说长征是所有亲历者终身引为自豪的壮举，经过长征考验和锤炼的几万红军战士是党的宝贵的财富，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担负着党国家的重任，成了国家和民族的中流砥柱。
　　
　　“但是，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当时却是在王明 左倾 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下而被迫进行的，甚至就在长征初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一些红军的干部和战士直到牺牲时，身上还带着一本王明所写的、宣传 左倾 机会主义路线、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可见当时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和危害是何其大。
　　
　　“ 文化大革命 也是在错误思想路线指导下所发生的，但这并不排除在这场所谓的‘ 文化大革命 ’中，造就和锻炼出了一批坚定的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他们当中，有的人是在 文化大革命 中开始接触和阅读马、恩、列、斯和 毛主席 著作，而后才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理想；有的人在 文革 初期是搞大批判、造反夺权的积极参与者，后来几经波折，终于认清了这场所谓‘革命’的实质，继而转向了正确的轨道；还有的人是在 文革 期间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甚至是残酷的迫害，但他们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保持了晚节，真正成了共和国的中流砥柱。在 文革 结束后，这样一批人便成了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拥护者，从这个意义上说， 文化大革命 可以称之为是改革开放前的序幕——因为，如果没有‘ 文化大革命 ’这部反面教材、及其所产生的强大的‘反作用力’，党内外的大多数人对以往的“ 左倾 ”、“激进”的思想和路线便不会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和高度一致的“共识”，“改革开放”的机遇也不会来的这么早的——这就是套用在‘ 文化大革命 ’上的‘历史辩证法’，也就是对‘ 文化大革命 ’的‘一分为二’。”
　　
　　常守志：“生命的存在，需要有阳光、空气和水，但是阳光雨露滋润下的生命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这一代人，所处的大的社会环境是相同的，但每个人又都具体的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小环境’中。一个人生活的地域，家庭状况、教育背景、社会关系、父母的阅历、甚至个人的特殊遭遇和偶然读过的书籍等，都是这个‘小环境’中的因素。‘小环境’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是更直接、更重要的，由此便造就了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着千差万别的、具有不同思想观念、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类群体和个体。一个成熟、和谐社会的最终形成，应当有一个长期的，多元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个人与个人之间，这一群体与那一群体之间，在思想上、行为上会不断的产生或激烈的“碰撞”、或轻缓的“摩擦”，这种长期的、不断的“碰撞”和“摩擦”，会消磨掉众多个体的棱角和个体之间的不和谐因素，而逐渐的趋近于‘同一’，最后，人类的不同的群体就会‘殊途同归’，而达到人类的‘大同’——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并为之而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
　　
　　黄龙彪：“我再补充一点，‘碰撞’和“摩擦”源于不和谐，而不和谐主要源于利益的差异和对基本需求的争夺。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每个个体的基本需求都得到了满足，所有的个体有了共同的核心利益，它就会变得愈加和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当是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是一个人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社会，对此，我个人是深有体会的。
　　
　　“我年轻时，算是一个讲义气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自私’的人。我可以‘损人利己’，也能做到‘损敌利友’，至多是能有选择的‘为朋友两肋插刀’，但基本上不会在根本利益上‘舍己为人’。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本身就是穷光蛋一个——大家都知道，在青年点时，我除了有一个好体格、有一把力气外，真的是‘一无所有’，所以，也不可能有什么可以‘舍’给别人的东西。我还记得吴文甫曾说过这样的话，‘当饥饿中的你，手里只有一块月饼的时候，如果想到了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亚非拉人民，你就没法再吃、也难以下咽了！’对此，我是十分赞同的。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在座的对我都有个大致的了解，保守的说，我个人的资产已经达到了八位数字，当然，这和亿万富翁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但我自己已经很满足了。现在，山珍海味我经常吃，星级宾馆我经常住，但又能怎么样呢？家里房子再大，我只睡那一张床，山珍海味再好也不能天天吃，说句糙话，天天吃山珍海味、鸡鸭鱼肉，我大便都排不出来，憋得我脸红脖子粗，因此，在吃腻了山珍海味之后，我还得经常吃些粗粮和地瓜、土豆、萝卜、白菜和豆腐什么的，所以，人这一生，物质的享受是极其有限的。
　　
　　“再想想百年之后，我两腿一蹬，能带走什么呢？还不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至于孩子吗？那是‘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远忧’！孩子将来能自立就能吃上饭，不能自立国家还有低保政策，可是如果孩子不走正路，那就谁也救不了了，所以我现在对物质财富看的很淡，并且十分衷情于慈善事业，我也相信将来的社会是会实现共产主义大同的。”
　　
　　颜宝柯：“有思想、有社会责任心的富有之人会相信共产主义，因为他们并不看重物质财富，而更看重社会责任；努力工作而又陷入困境的穷人会奢望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渴望和其他人一样，也过上富裕的生活。如果社会上的每一个普通人，都在健康而努力的工作，每一个家庭都过好了自己的日子，那么这个社会就和谐了。即使因为天灾人祸，把一些家庭推向了困境，国家、社会和周围的人也是会伸出援助之手的。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慈善事业的发展，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就会越来越和谐，与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形式就会越来越接近了。”
　　
　　吴文甫：“成峰、高洁，你们是搞经济学和哲学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领会的要比我们透彻，你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如果共产主义真能实现的话，会在什么时候实现？那时的共产主义社会又会是什么样子？能给我们这些只喊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的人做一些具体的描述吗？”
　　
　　邱成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十分谨慎，除了出于论战的需要而被迫对共产主义作肯定性，原则性的定义外，一般是不对共产主义作具体描述的。伟人尚且如此，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理论工作者，就更没有资格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做出想当然的、具体的描述了。”
　　
　　高洁：“邱成峰在这个问题上是过于谨慎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共产主义的伟人及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基于科学和严谨的态度，拒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做出具体的、细节的描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既避免了对刚刚接触共产主义理论的大众的误导，也杜绝了给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们以攻击共产主义理论的口实，可是，我们这些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和追随者、普通的理论工作者，如果在非正式场合、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一些非严谨的科学研究意义上的描述也不是不可以的。
　　
　　“近一段时间，我在考虑写一本科幻性的通俗读物，想通过它，向大众粗略的描述一下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细节，为此我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大胆的设想，我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应当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一、物质资料的公有制。
　　
　　二、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
　　
　　三、家庭和国家消亡。
　　
　　四、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社会关系高度和谐。
　　
　　五、每个人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