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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国及以前的茶文化启蒙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至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北魏崔浩在《崔氏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7］。西汉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8］”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我国史籍中常有“茶能醒酒”的记载。《秦子》记载，顾彦先，吴郡吴县人，仕吴为侍郎，太子辅义都尉。吴亡，又仕晋，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等职。在晋惠帝时，因见皇族纷争，常常醉酒，不肯问事，“醉人何用也？茶解之。［9］”这条史料，不但可以作为三国时江南饮茶的旁证，而且也有力说明，西晋的短暂统一，特别是南方士族和商人到北方去为官与经商，对中原地区的饮茶，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但是，这不是说北方饮茶就是从晋开始的，事实上，我们从曹魏张揖著作中有关茶字的介绍，如《埤仓》荼作［10］，《杂字》荈［11］，茗之别名；《广雅》：“荆巴间采荼作饼，饮醒酒，令人不眠。［12］”这三部书一部比一部不同，从这点上说，我们认为在三国时中原即存在个别或偶然的饮茶情况，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果说汉代茶的传播主要还只显于荆楚或长江中游的话，那么，三国和两晋时，江南和浙江沿海的我国东部地区，茶叶的饮用和生产也逐渐传播开来。先说三国的史实。据《三国志·吴书》记载：“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其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13］”孙皓是三国时吴国的末帝，接位前为乌程（今浙江湖州）侯，此内容记述的是永安三年（260年）以后的事情，因为其接位之初，效法孙权一度曾把京城迁至武昌，以图抗衡和进攻中原，但第二年便迁回建业（今南京），并渐渐成为骄纵残忍的暴君。
韦曜原名韦昭（陈寿写《三国志》时避司马昭讳而改），字弘嗣，称阳（今江苏丹阳）人，博学渊文，皓命之为侍中，领国史；后因不肯按皓意为父写本纪被诛。上引“密赐茶荈以当酒”的故事，表明三国后期至少在江东吴国的统治阶级中间，已开始流行饮茶。因为孙皓“密赐”，说明宫廷中已备有茶叶供用；二是韦昭能喝下很多茶水，说明他也已经有嗜茶习惯，要不然他可要求密赐他汁水来当酒。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孙皓、韦昭都是地地道道的下江人。关于三国时吴下已遍饮茶的情况，我们还可从《秦子》这段记载来得到说明，“顾彦先曰，有味如臛，饮而不醉；无味如茶，而酲焉，醉人何用也？［14］”“臛”指肉汤，“酲”指醉后神志不清。茶也是“饮而不醉”的。
不过，关于中原最早的可靠饮茶记载，见于西晋左思《娇女诗》。左思，字太冲，其国临淄（今淄博）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娇女诗》共56句，这里不妨将陆羽《茶经》节录的12句转抄如下：“吾家有娇女，皎皎其白皙。小字为其素，口齿自清历。有姐字惠芳，眉目灿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呖。［15］”陆羽不亏为文学大家。选辑上引几句，就将左思这首长诗准确、形象和生动地节缩了出来。其与茶有关的，只是“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呖”二句，把左思两个娇女用嘴吹炉急等茶吃的情景，栩栩如生地画了出来。或许有人会说，西晋尚茶的官员也不止左思。确实如此，如为左思《蜀都赋》提供“岷邛”情况的著作郎张载，以及《晋书》提及的以“茶果”待客或作宴的陆纳和桓温，都是当时饮茶和嗜茶的代表人物。但这些人都到过南方，唯左思少年时期闲居临淄，后其妹左芬入宫移居京师，直到张方暴乱都邑时，才举家离开洛阳迁居冀州，并不久病死冀州。这就是说，左思一直没有离开过北方，所以，《娇女侍》中的茶事诗句，无疑是洛阳也是中原仕宦人家饮茶的最好铁证。
三国吴和东晋均定都现在的南京，由于达官贵人特别是东晋北方士族的集结、移居，今苏南和浙江，古称江东一带，在这一政治和经济背景下，作为茶业发展新区，其茶业和茶业文化在这一阶段中，自然较之全国其他地区，也就明显更快地发展起来。首先从茶的饮用来看，如果说三国江东茶的饮用还主要流行于宫廷和名门望族，那么到东晋时，茶便成为建康和东吴地区的一般待客之物。如《世说新语》载，晋室南渡以后，任育长很不得志，一次他到建康，一些名士迎之石头（位当于今南京江边），“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于是便问：“此为荼为茗？［16］”另《晋中兴书》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及安去，纳仗俶四十，称：‘汝既不能光叔父，奈何秽吾素业？’”《晋中兴书》早佚，这条资料是陆羽《茶经》所引，时间、地点和陆纳与谢安的职务，与《晋书》所载有些出入。《晋书》的记载是陆纳在出任吴兴太守前，历官黄门侍郎、本州别驾、尚书吏部郎等职，为官比较清廉，“纳至郡（湖州），不受俸禄。顷之，征拜左民尚书，领州大中正将应召，外白宜装几船？纳曰：‘私奴装粮食来，无所复须也。’临芨，止有被襆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迁太常，徙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17］”由晋书这段记载来看，陆纳在湖州任职的时间不长，陆纳与谢安相会，是在纳回建康任职以后的事情，且这里的“卫将军”就属陆纳的加封，与谢安无关，不能作为“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因为吴觉农先生《茶经述事》提出这一问题后，有人干脆就否定这条资料的真实，所以上面特地把《晋书》作一引证，肯定这则故事的核心——陆纳视茶为“素业”，各书所记还是一致的。既然把茶已看成是一种“素业”，自然说明这时茶的饮用一定已相当普遍。在三国两晋江南制茶业发展的同时，不难想见，其时当地茶树的种植也有一个相应的发展。可是十分遗憾，现存的古籍中，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直接记载，只能根据有关史料进行分析。如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中载：“乌程温山（今湖州郊区）出御荈。［18］”吴觉农先生研究，认为可能指的就是三国吴孙皓的“御茶园”中生产的茶叶。经考证，南朝时三兴地区出“御荈”可能性非常大。根据上述两种意见，且不说温山御荈就是三国孙皓时所用的茶叶，即以后一种“可能是刘宋时进御的”看法来说，按照规律，任何地方从开始种茶到进贡茶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可以肯定，湖州包括现在江苏宜兴一带的茶叶生产，最迟在两晋时就有一定的发展。这一点，从晋杜育《荈赋》中也可得到某种印证［19］。《荈赋》前四句为：“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这首赋和荈草“弥谷被岗”的灵山是指什么地方？现在无从查考。不过，从《宜兴县志》中得知，这首诗和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20］、杜牧的《题茶山》等诗，都作为歌颂宜兴或宜兴人的作品，而收诸该志的“艺文”部［21］。由这一线索也可证明，两晋时在宜兴的一些山岭，植茶相当兴盛。在三国两晋江浙茶业有较大发展的同时，如东晋顾微《广州记》所载：“酉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22］。茶在我国南部沿海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在早期，我国两广地区，茶和皋卢是相通的。如南北朝·宋《南越志》也载：“茗，苦涩，亦谓之过罗。［23］”这里应特别指出，在这一时期，茶在我国中部和南部沿海虽然得以发展，但是，当时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还是在荆巴和西蜀。如西晋·张载的《登成都楼》诗吟：“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24］；以及孙楚的《出歌》句：“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25］，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在制茶技术上，张揖《广雅》所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26］”这是我们现在能见的茶的最早加工记载。《广雅》讲制茶，为什么要以荆巴为例？无疑，这是因为它们有代表性。这一点，从当时有关文献中记载以及的茶叶产地也可看出。如《华阳国志》在《巴志》中提到“丹漆、茶、蜜”皆纳贡；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腊”［27］。《蜀志》载：“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28］。又《南中志》也载，夷县“山出茶、蜜”［29］等等，以上是巴蜀西晋以前产茶的情况。荆楚的情况，《荆州土地记》称：“武陵县通出茶，最好。［30］”此外，再就是刘琨给其兄子刘演信中提到的“安州干茶”，称“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31］，人们在经常饮用茶的过程中，对有些地方出产茶叶的药效有所比较，这是晋以前我国文献中提到的，也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茶叶出产情况。引述这些所要说明，这些产地全部集中在巴蜀和荆楚两地，之所以如此，显然是与这两地出产茶叶的数量和质量有关的。透过这些零星史实，联系汉以前的茶史资料，就能够朦胧地看出，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茶叶文化系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如前所说，我国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历史虽然非常悠远，但是从文献记载来看，汉以前乃至三国的茶史资料十分稀少，以至对这一时期的茶文化，只能称之为是一种只流传于巴蜀的区域性简单饮料文化。至两晋以后，随着茶文化与我国各地社会生活和其他文化进一步接纳、相融和相互渗透，随着文献记载的增多，这才初步显示和构建出了我国古代茶文化的特点及系统。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融入饮茶行列，两晋时，不仅出现了《登成都楼》（西晋·张载）、《出歌》（西晋·孙楚）等吟及茶事的诗歌，还出现了《荈赋》（西晋·杜育），专门描述茶的茶文化艺术，而且也为茶叶抹上了一层节俭、朴素、清淡廉洁的色彩，使茶文化多少注进了儒家“尚仁贵中”的基本思想。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同时，随这一时期道教和佛教在我国的广为传播，孕育中的茶文化，也自然融进了道教、佛教的有关思想和文化内容。从陆羽《茶经》引述的《神异记》中“丹丘子赠大茗”的故事，《食忌》关于“苦茶久食羽化”的传说，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两晋时茶文化受道教文化影响的反映。至于佛教，《茶经》中收录晋《异苑·剡县陈务》，以茶祀坟获报的故事；《续名僧传》关于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饭所饮茶”的记载等等。前者一看便知，宣传的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也清楚看到了佛教和我国茶文化的联姻。不过，在晋以前我国茶文化早期阶段，就佛教和道教对茶文化的影响，道教的影响可能大一些，直接一些，因为佛教虽说是西汉后期就传入我国，但其佛教文化的本土化，是禅宗兴起以后的事情。关于这一看法，有人可能会引“西汉僧人甘露师”植茶蒙山，来说明佛教与茶的关系比道教更早，其实蒙山茶的传说，现在好象与佛教有关，但开始可能是道教所编或僧道共编的故事，是晋朝以后佛教为和道教争夺肇创茶业的功绩所编织出来的。这等于两教在南北朝编造的《清净法引经》和《老子化胡经》等伪经一样，前者称释迦牟尼的二个弟子：一为儒童菩萨孔子，一为光净菩萨的老子；更为甚者，反过来把释迦说成是老子西出教化出来的弟子。所以，关于蒙顶茶系西汉甘露大师（不管此大师是僧是道）种植的传说，纯属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时的茶文化，除了和儒、佛、道有所交融，在精神方面揉进了儒、佛、道哲学思想外，在物质文化方面，也较汉以前有了不少提高。汉以前，我们无法知道其时是否有专门的茶具和以茶为礼的情况，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茶”二句，前一句古作“炰鳖烹茶”，不作茶而作苦菜解，后面的具当然也非指茶具；后一句虽然一般都肯定到武阳去买茶，但是否用来祭神敬客呢？就不敢说了。但是，西晋时，如《世说新语》任育长至石头看到的“坐席竟下饮”；杜育《荈赋》“髟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等描写，这时不但明显看到了“以茶待客”的礼俗，而且这时对烹茶用水也已讲究，以至各地对饮茶用具的产地和式样都有所推崇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举一些，但就上述几点，我们也能看出，这时我国茶文化的脉络，已清晰浮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晋朝是我国传统茶文化能确定的形成阶段。
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唐代茶文化
唐代不仅是历史上经济、文化鼎盛时期，而且茶文化也发挥到了极致。
1.饮茶成为民风
茶的发现是中华民族对于全人类的一个伟大贡献，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健康的滋味丰富的饮料，也为人们感悟生命、修身养性创造了一种绝好的方式。但是，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开始，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人们对茶的认识和利用还局限在它的药用功能，只有到了唐代，饮茶才开始成为人们普遍的饮食习惯。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潮。朝廷摆脱了汉末以来四百年的混乱割据和异族入侵的局面，又吸取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经验教训，其制度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形成了一个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空前发展的局面，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勃发的生机，创造力旺盛，音乐、歌舞、绘画、工艺、 诗歌都以全新的风格发展。这样的社会条件也为饮茶的进一步普及和茶文化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饮茶这种更高级的物质享受创造了条件，人们有了更多的余闲和从容的心境去领略茶的美好意境。《封氏闻见记》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城，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32］就是说，到盛唐，由于佛教禅宗允许僧人饮茶，而此时又正是禅宗迅速普及的时期，世俗社会的人们对僧人的饮茶也加以仿效，从而加快了饮茶的普及，并很快成为流行于整个社会的习俗。喝茶的人多了，就出现了很多出售茶汤的茶馆，而且茶的产量和品种也开始增多。
2.以《茶经》为代表的经典相继问世
在唐朝安定富庶的社会条件下，茶更普遍、更深入地进人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饮茶成为一种全社会的生活习惯，一种极其广泛的嗜好。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茶及茶文化的专门著作《茶经》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
封建文士和寺庙僧侣在茶学的形成和茶文化的发展传播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寺庙僧侣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不仅会种茶、制茶，而且精于茶术。而士大夫阶层创造性的发挥，又把茶的知识不断艺术化、理论化。从张孟阳“芳荼冠六 情，溢味播九区”［33］，左思的“心为荼荈剧，吹嘘对鼎呖”［34］的诗句， 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代的文士已不是简单的饮茶了，他们通过茶的烹煮饮用的全过程，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享受。盛唐时期已处在我国茶业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饮茶风尚也加速由南向北传播、普及。陆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长期生活在产茶地区，不但熟悉茶事，而且以煎得一手好茶而闻名。作为一个有心人，陆羽一直注意收集历代茶叶史料，并亲自参与调查与实践，总结几十年宝贵经验，于唐上元初年隐居浙江菩溪，写出了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对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茶的历史、产地、功效、栽培、采制、煎煮以及饮用的知识技术都作了充分阐述，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并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鸿渐（陆羽的字）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笼统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茶道大行”［35］。这就说明在陆羽及其《茶经》的影响和倡导下，饮茶之风大盛，茶道大行。北宋诗人梅尧臣有诗曰：“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约事春茶。［36］”说的也是陆羽及其《茶经》对唐代茶事活动的影响。应该说，在我国茶文化史上，陆羽的《茶经》是一个里程碑。
随着文人饮茶的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相继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层次。出现了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37］、《煎茶水记》［38］、《采茶记》［39］、《十六汤品》［40］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门从事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茶经》是个里程碑，千百年来，历代茶人对茶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无数次的尝试和探索，直至《茶经》诞生后茶方大行其道，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高雅的宫廷茶文化
在唐代宫廷生活中，饮茶习惯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是皇室和后宫嫔妃时髦、重要的休闲活动。唐代开元以后，朝廷设立了专门生产皇室用茶的贡焙场所，每年春天特别派遣官吏监督制造，为赶上每年清明节的“清明宴”，日夜快马加鞭的送上春茶。《湖州贡焙新茶》［41］诗中，描述皇后刚出游踏青回来，准备梳洗一番时，听到“急程”的新茶已送到京城，皇后立即露出笑容，命宫女立刻取来烹茶。
皇帝和臣子们文会时，令宫女随时以茶汤伺候，君臣在吟诗作对、切磋学问之余，茶用来解渴润喉、明目益思，君臣一同品茶，使得文会更加尽兴。
另外，皇帝亲自主持殿试时，会赐茶汤给及第的文人饮用，同时贡茶有时也会赏赐给臣下，也唯有在这种特别的时候，非皇室贵族身份的人才有机缘品赏到
平时只有皇帝一人独享的御茶。
唐代饮茶的方式多样化，但正式的茶礼、高规格的茶汤表现则是饮用饼茶，依据陆羽茶经《五之煮》，在饮茶前饼茶要先烤炙，一方面碾碎成末，一方面使茶去水分而发香。饼茶成末之后，要用细网罗筛成更细的茶粉，经历汲泉择水、风炉看火的两道水火工夫，在一沸、二沸之间投茶烹煮，过程中加适量粗盐以提味。茶汤煮至三沸，腾波鼓浪时立即止沸，在茶鍑中以培育汤华。《茶经·五之煮》记载，“沬饽汤之华。华之薄者曰沬，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茶鍑远离炭火，放在交床上开始分酌茶汤，煮水一升能分五碗茶，在碗上欣赏枣花、青萍、云鳞的美景，趁热连沫带渣一起咽下，与近代工夫茶过滤茶汤的“清饮”差异很大。
茶文化的通俗和高雅，均具备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大众茶饮和宫廷茶饮之外，还有一个僧侣圈。这些人中有不少是陆羽的师友，如智积、怀海和尚、灵一和尚、皎然、齐己等，都是陆羽的茶艺老师。由于陆羽的烹茶技术提高很快，烹出的茶汤滋味有自己的特色，智积和尚到了非陆羽烹煮之茶不喝的地步。这也说明陆羽从智积和尚的高超烹茶艺术中得到了精髓并有了新的发展。
茶与佛教的缘分很深，到了唐代这种缘分联系得更加紧密了。近年来陕西法门寺出土的唐僖宗时期的金银茶具，也反映出唐代佛教与茶饮之间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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