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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荆公  王安石

　　第29章 唇枪舌剑
　　吕惠卿也不客气，说道：“唐人赵蕤在《长短经》里说过，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永恒不变的治国论理与方针。王道、霸道、强国之道，都是为了构建一种治理秩序，因时势的需要而改变。《周礼》对所以要变革更是说得清楚：‘正月始和，布于象魏’，就是说正月天气晴和，就应该在宫廷外门颁布法令——这叫一年一变；‘五载修礼’，朝廷对官员的政绩每五年要考察一次——这叫五年一变；另有十二年修改一次法则，三十年修改一次法则的——这些都是根据时势的变动与刑罚轻重的改变而改变……司马学士刚才所说的曹遵萧之法，实则是抱残守缺，死守经道，这是胶柱鼓瑟，必然给国家的发展铸成万劫不复的大错。请问司马大人，当我大宋面临‘积贫积弱’、外夷虎视眈眈觊觎我大宋疆土的艰危之际，你身为翰林学士、侍讲，不仅不为我大宋的振兴出谋划策，竟在这里满口胡言，劝圣上万万不可改变祖宗之法，真不知你的居心何在？”
　　言辞虽是犀利，司马光仍不生气，只是微笑着解释道：“吕大人刚才说的在宫廷外门颁发法令，那是颁布旧法，不是自我变化；新建之国使用轻典，混乱之国使用重典，世轻世重，这是根据时势的需要而进行的修补，注意，臣说的是修补，而决不是变法。况且治理天下就如治理住宅，坏了就得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无需推倒重建。吕大人刚才所说的‘改变’，实则是打破旧的条条框框，另起炉灶，而这种另起炉灶必然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当然是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的！”
　　吕惠卿也跨出行列，大声反驳道：“司马大人错了，想你这学富五车之士，对那《吕氏春秋》定是熟烂于心，《尽数篇》里说：‘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于形，而年寿得长焉。’”吕惠卿越说越激动，口若悬河，“《尽数篇》里更是说道：‘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气郁头则为头风，气郁耳则为耳聋，气郁目则为目盲，气郁鼻则为鼻窒，气郁腹则为腹胀，气郁足则为足蹶。’李斯更是说过：‘五帝不相复， 三王不相袭， 各以治。非其相反， 是时代变异也。’司马大人仔细听听，所有这些，他们有哪一处不是在谈变？不是在谈变给人类带来的益处，给社会带来的发展？”
　　不待对方还击，吕惠卿继续气势如虹，驳道：“司马大人刚说房子不是严重毁坏就不重新建造的话，更是荒谬！人们为何非得等房屋毁坏才建新房，为何就不能未雨绸缪，早作打算，早日拆去旧房，建起一栋新房，建起一栋充满新气象之新房？”话锋一转，又说道，“现在国家财力一天天困难，社会风气一天天败坏，不仅有西夏、辽人对我大宋虎视眈眈，更有北方的金人在秣马历兵，枕戈待旦，一旦势力强大，难保他们不觊觎我大宋的江山社稷？司马学士，目下我大宋这栋大宅已处风雨激荡，内外交困，严重失修，你作为三朝老臣，难道竟忍心看着这栋大宅就这样维持下去不成？”说着，高举起右手，在听讲的文武官员面前划了一圈，毫不留情地说道，“司马学士今日的讲读，决不是司马学士的一人之言，更是代表了朝中那些承平已久、过惯悠哉游哉生活的迂阔之臣的心声！”
　　自古及今，变法无不是关山重重，荆棘遍布，现在在变法的孕育之始，竟能见到一位年青臣子对腐朽论调进行淋漓尽致地痛斥，无异于晴空中听到一声霹雳，沧茫大海中看到一杆充满活力的桅帆，年青的神宗帝和老辣的荆公是何等的震惊与惊喜。
　　曾公立、富璧、吕公著、高登谷等见皇上与经筵官听了吕惠卿的话竟然面露欣喜之色，已看出此君臣二人举办此次讲筵的良苦用心，尤其对吕惠卿所说的那种“变”，更是让他们惊讶不已：“变？咋变？是‘庆历新政’之变，还是李斯、商鞅之变？不管哪种变，都是在冒险，都是在毁弃祖宗之法！如果让他们的想法得逞，岂不又是一个‘庆历新政’再现？那还了得！”
　　就在他们着急的当儿，就听一人大声喝道：“狂妄的吕吉甫，你好大胆，竟敢在此胡言乱语！”
　　众臣看去，就见此人三十岁出头，身材修长，长脸清瘦，目光烨烨，须髯飘洒，此人正是刚刚丁忧回京复职的大理评事苏轼。
　　苏轼，字子瞻，宋仁宗景祐三年出生于眉州眉山，嘉祐二年考入进士，嘉祐六年应中制科考试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其父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丁忧。
　　苏轼这时已走出队列，直指吕惠卿道：“你一个小小的校勘，竟敢当着圣上的面，说我大宋这栋大宅要重新修建？你意欲何指？你的居心何在？”
　　身为讲筵官的荆公见事情弄到如此地步，不得不出面说话，道：“苏评事，吕中允说这大宅严重失修，是说我大宋目下面临的时势艰困，要重振雄风，使国家强大起来，就得施行变法，通过变法，除旧布新，方可使一个‘积贫积弱’的大宋变得富强起来，唯有富强起来，方可不受他人的欺凌。除此，吕中允别无他意啊”
　　苏轼哪能听得进去，又转向神宗皇帝，施礼道：“陛下，依臣之见，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且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浅薄，且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 接着说道，“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稿，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茍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 商鞅变法，不顾人心，虽能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最后亦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狥，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陛下，吕惠卿这种狂妄的臣子还能容得他在这里大放厥词，不除去还了得？”
　　神宗微微一笑，道：“苏卿，言者无罪嘛，说说何妨？”
　　苏轼道：“陛下，吕惠卿说我大宋这栋老宅严重失修，需要重新修建，这简直就是居心叵测，大逆不道！不能不治他的罪呀！”
　　司马光见有了知音，也对神宗说道：“陛下，吕惠卿说的变，实质就是另一个‘庆历新政’！陛下，如果 ‘庆历新政’能在我大宋朝施行，先王还会废除它吗？还会等到今天由我们来重新施行吗？陛下，今天臣讲的萧规曹随，那可是为着大宋的好，为着大宋平稳祥和地发展呀。”
　　吕惠卿也向皇上奏道：“陛下，司马学士所以口口声声不离‘萧规曹随’， 在微臣看来，此纯是司马学士之流不敢办大事、不愿办大事而得过且过的一种遁辞！”
　　司马光再也沉不住气了，那饱满的脸庞红胀起来，以手指着吕惠卿问道：“你、你、你吕吉甫怎、怎能如此说老臣？”
　　吕惠卿冷冷一笑道：“曹参接任相国后，本应该在前任的基础上，协助惠帝将汉朝的事业做得更好，可那曹参呢？整日不管政事，只是饮酒作乐，汉惠帝对此甚是不满，找曹参问话，曹参竟恬不知耻强词夺理道：‘陛下看我与萧何相比，谁的能力更强？’皇上说：‘你好像比不上萧何。’曹参这才说出真心话：‘陛下说的对极了。况且高祖与萧何平定天下，已将法令明确，现在陛下垂衣拱手而治，我这类臣子只须恪守职责，遵循前代之法不要丢失，不就行了吗？’一心要奋发有为的惠帝听了，愤然说道：‘既然这样，那你就歇着去吧。’”吕惠卿以手指着司马光，借题发挥。
　　司马光气得两眼泛白，竟不知如何回击。
　　两府大臣也纷纷指责吕惠卿的不是。
　　司马光得到两府的支持，更是觉得自己在理，想了想，有意给皇上一点难堪，说道：“陛下，有吕吉甫这种人的胡搅蛮缠，臣实在讲不下去了！实在讲不下去了！”说着，开始收捡讲义。
　　吕惠卿冷笑一声，说道：“你这个老迂腐不讲也好，这样讲下去，大宋沉积已久的弊病还能革除吗？国家还有振兴的那一天吗？”
　　苏轼更加恼怒，大声喊道：“陛下，吕惠卿一个小小的著作佐郎，竟敢在朝堂上如此放肆。对这样的狂妄之徒，如不严惩，必是我大宋的后患啊！”
　　神宗见几人争得厉害，看了荆公一眼，调解说：“都是相互讨论，何必要这样呢？司马卿，你接着讲下去吧。”
　　司马光见皇上做了和事佬，更是生气，说道：“陛下，臣这课是没法讲下去了，陛下还是另请高明吧！”说着，夹起讲案，转身离去。
　　荆公见第一次由他主持的经筵就这样乱哄哄地结束，知是自己考虑欠周，心中难受，见所有的听讲官员纷纷离去，自己竟木然呆立，久久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