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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文帝  张三丰  沈万三

　　
　　芒鞋馥郁山花嫩，顶相馨香汉水清。
　　
　　试问去来人指路，上方云谷几程程。
　　
　　无极禅师佛驾赴京，满载而归。回大理后，拓建三十六院寺庵，编纂《朝天集》珍藏寺中，为镇寺之宝。建大云阁于寺南，镌刻十三首诗于堂前，题名为《归云南诗》，以表达对太祖的感念。种大理名茶十亩，为贡品御茶，每年由知府派员送往京都。感通茶○2也因此名噪一时，皇亲贵胃视为茶中珍品，味冠龙井。
　　
　　次年，云南布政史张紞奉旨入山慰劳，转达太祖关注之意。无极赋诗谢恩：
　　
　　僧住云林万里遥，梯山航海特来朝。
　　
　　天颜咫尺伸三祝，御墨淋漓下九霄。
　　
　　华盖殿边春荡荡，奉天门下日昭昭。
　　
　　恩承雨露何由报？深愧无能过玉桥。
　　
　　一个云南边疆的僧人，得到明朝开国皇帝如此垂爱，是云南佛教史上空前显赫的篇章。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感通寺也由此奉为南中第一禅寺，饮誉海内外。
　　
　　自明高帝平滇，云南与内地的交往日益活跃，各方人士纷至沓来，白乡大理开始真正的面向全国，这里奇特的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和乡俗民风广为流传。在宗教领域，无极法师三次奉诏入京，载誉而归，大理佛教呈现了空前的繁荣。中原高僧慧海、佛缘、佛灯、光华、大悔、平谟、一千、道化，先后来到大理，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到永乐十年的这30年间，大理兴建寺庵70个，道观14个。来大理的僧侣，多挂单于无为、感通二寺。藏喇嘛居崇圣、鸡足睡佛二寺，多时达五百馀众。流僧则喜居弘圣、 佛光二寺。来大理的僧侣中有日本僧八人，精通汉学，也会吟诗赋词，居弘圣寺。其中天祥僧诗词皆精，与叶榆名流多有诗词往来。
　　
　　洪武二十四年，无极法师二次赴京，太祖与无极倾盖长谈，其间太祖垂询宗教界贤达之人，无极推荐鸡足山大云法师和张三丰道长。
　　
　　洪武二十五年，朱标太子病卒。太祖托南京报国寺佛灯大师访得张三丰，太祖面授机宜。张三丰受命潜滇，会西平侯沐英，继尓赴鸡足山邀大云法师一同赴京。洪武帝托以身后事，共扶皇孙允炆。得悉太祖心思，二人婉言推辞。见太祖执意相托，只得应承。于是三人筹划方策，巧布玄机，悄悄埋下了这条伏线。
　　
　　太子去逝后，朱元璋对将来事态的发展似乎有所预料，无奈之余作此神来之笔，其用人定计，令人叹服。大云法师是武功盖世、德望南中的高僧，张三丰仙骨侠风，淡泊名利。且僧道中人，便于隐蔽，大云、三丰是理想人选。太祖埋下这条伏线，不仅依托僧侣，更需依仗权力的庇护。西平侯沐英是朱元璋养子，情同父子，且偏安西南一隅，无藩王相争之忧。云南、贵州是沐英家族的势力范围，沐英与朱标又是结伴兄弟，如允炆遭遇离难，自当出手以援，洪武帝早早布棋落子云南，足见其料事之深远。
　　
　　洪武二十六年，张三丰来大理后，化名张玄素，建灵鹫观，收弟子四人，隐名埋姓，伺机蛰伏起来。在后来发生的靖难风暴中，大理高僧，张三丰，沈万三和南中七子等风云人物，走进了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风暴中。
　　
　　注：：
　　
　　○1康熙《大理府志》载：洪武癸亥（无极）走間道入，觐献白驹一、茶花一，临轩纳之。怱马嘶、花放，上喜，亲为诗赐之。
　　
　　○2感通茶：大理嘉茗，如同大理茶花，有千年培育史，该茶清香扑鼻，汤清色绿，茶味纯正，茗之满嘴清香，舌底生津。
　　
　　（主贴共十三章，未完待续）
　　
　　
　　大理龙儿2014.07.11
　　
　　
　　
　　二
　　
　　操戈同室不堪论，大内灰飞此幸存。
　　
　　未必成王甘逊国，其如公旦急称尊。
　　
　　谋贻皇觉空悲祖，计失臣工却误孙。
　　
　　邱首西山虽返正，孝陵隔越剧伤魂。
　　
　　——光绪《浪穹县志略》杨振家
　　
　　公元1398年，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去世，其铁腕统治下的洪武时代也宣告结束。他的离去给明王朝的未来带来不安的因素，21岁的太孙朱允炆嗣位，即史称建文帝，这羸弱的中央朝廷和强悍的叔辈藩王关系，牵系着社稷安危。
　　
　　这位新皇帝出身于洪武十年（1377），即位时己是一个英姿勃发的青年了。年轻的建文皇帝温文尔雅，宽厚有余而威严不足，继承了他父亲朱标温和和好思考的脾性，却缺少祖父与叔父们雄才大略的草莽习气。他由衷向往的是实行理想的仁政，这使得他尤为关注洪武高压政策对民众的影响。因此其执政后的言论和行事上努力实行一些变革，但却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建文帝即位之后，他对几位儒学大师言听计从，发起了一些政治和制度上的改革，1380年洪武帝裁撤的中书省等一些机关，现在已部分得以恢复，同时调整和修改相关制度，以提高文官的地位和减轻政府的专制作风。
　　
　　为了贯彻这些改革，新皇帝把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提升为行政负责官员，这三位士大夫作为皇帝的顾问位于六部之上，他们现在既制定政策，又执行政策，行丞相之实，仅仅缺少丞相的头衔。没有这个头衔只是形式上尊重明太祖《祖训录》，因为《祖训录》中严禁任命丞相。
　　
　　1398年末，新皇帝听从方孝孺的建议把六部尚书从二品提到一品，自从废除丞相之后都司比任何文官的品级都高。这种改变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都司同级的地位，有意识地把政府牢牢控制在文官手里。这有目的的变革，意在搞一套新的建制，使权力归到皇帝信任的顾问名下，加强文官之治，削弱将军们和藩王的权势。
　　
　　建文帝对藩王国度里的行政也加以改革：设置宾辅和伴读，以儒家的为政传统教育和辅导诸幼年王子，王子们不准参与文、武政事。这些改革加强了皇帝对藩王的控制，是取消藩封之总战略的一部分。
　　
　　建文遍读史书，熟知古今兴衰之道，其“性仁厚，于刑狱多有减省。”嗣位登基后，一是向全国征招人才，诏命文臣五品以上及州县官“各举所知。非其人者，坐之。”以求野无遗贤。二是调整全国行政建制，“省并州县”，革除冗员，减少财政开支。三是“诏行宽政，赦有罪，蠲逋赋”。 四是“诏求直言，举山林才德之士”，使其对国政得失有所指摘。五是减免赋税:“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释黥军及囚徒还乡里”， 务农种植。……建文之治可谓多有建树，“惠民之大，君德用彰。”
　　
　　这些政令未必全面付诸实施，因为建文朝廷不久便夭折了。在明史中，关于建文之治的一些残缺不齐，互相矛盾的材料，许多真相已难考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建文帝即位后，诏行宽政，减免租赋，实行惠民政策；礼贤下士，任用贤能，尤其对文官的重用，赢得了地主知识分子的拥护。民众从几十年洪武的铁腕统治之后，随着这位新皇帝的继任，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气，孕育着一个时代的希望。
　　
　　应该说，建文之治所推行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深得民心，那又为何以失败而告终呢？
　　
　　这与他削藩策略失误有直接的关系，而祸根却是他的祖父朱元璋种下的。
　　
　　朱元璋给儿子们封王建藩，并授予他们“清君侧” 特权的做法，同样出身卑微的刘邦也采用过。刘邦建立汉朝后，立即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刘家天下的屏障。出乎意料的是，那些同姓诸侯野心勃勃，与中央分庭抗礼。汉景帝接受晁错的“削藩” 主张，引起藩王的反叛――吴楚七国之乱，他们的借口是“诛晁错，以清君侧。”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建文帝即位后，那些分封于边疆及内地的藩王们，根本不把这个年轻的侄皇帝放在眼里，他们个个拥兵自重。建文帝时时感受到有着皇权身份的藩王们的威胁，不得不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儒商量削夺藩王的权力。
　　
　　削夺世袭封国政策的产生是由于担心几个有野心的皇叔可能要发难，特别是担心燕王朱棣。人们向来认为削藩的政策是黄子澄和齐泰所出的主意，但也可以认为是新皇帝的圣裁。黄子澄是这一政策最积极的拥护者，他们曾经考虑两种行动路线：一是彻底废除藩封王国；另一种是减少藩王的政治和军事大权。主要目标是燕王，到了这个时候，洪武帝的二子和三子已故，燕王是健在的最年长而又权势最大的藩王，也是皇家礼仪上的尊长。几经斟酌之后，建文帝决定走完全废藩之路。这样便激起燕王举兵反抗，他表面上是要恢复王朝原有的制度，实际上却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影响。
　　
　　燕王生于1360年，他的生母也许是洪武帝的一位贡妃。他身形魁梧，精通武艺，据说对儒学有相当的造诣。他的文学功底在正史中有所表述，因为这样的成就符合一个儒家君主的形象。1370年5月，洪武帝封朱棣为燕王，封地北平，让他坐镇北方边境，保护国内安全和抵御北元的入侵。
　　
　　那时的燕王只有10岁，直到成年以后的1380年才去北平就国。在这期间，他在宫廷已经接受了优秀学者和佛教和尚的最好的通才教育。他在明王朝头等将领们的辅导之下表现出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特别是徐达对他的教导更有效，1376年他遵照父皇的意旨娶了徐达的长女。燕王在守卫他藩地的数十年中，经常指挥对蒙古人的战斗，在老将们的辅弼之下很会打仗。他的功绩赢得了父皇的好评，但也引起了后者的烦恼，因为他越来越心志不凡、目中无人。当1392年洪武帝册封他长兄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嗣时，燕王显得异常失望。
　　
　　建文帝即位后，与藩王之间相互猜忌，新皇帝对诸王势力心存忧虑，诸王也在观望，密切注视朝廷的一举一动。如此敏感之际，建文帝若能顺势安抚诸王，以待权力稳固之后，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手段，实现削藩，则此时的明王朝将平稳运作，波澜不惊。
　　
　　1398年末，建文帝即位仅三个月，采纳齐泰、黄子澄的建议，仓促实施削藩，利用或有或无的罪名对那些弱小的腹地藩王采取激烈的行动。废周王、齐王、岷王、代王为庶人，逼湘王自焚。几个月之内五个举足轻重的藩封被废之后，燕王便成了下一个目标。朝廷承认他是最棘手的藩王，因此在行动上小心谨慎，但这样一来反而给了燕王集结部队和准备的时间。
　　
　　当建文朝廷开始清洗藩王的时候，燕王觉察到自己地位危殆，因而他就商于道衍和尚（姚广孝），以谋划应对之策。燕王用招降蒙古兵的办法扩充了自己队伍，包括来自兀良哈诸卫的蒙古骑兵大队人马。同时和那些被限制拥有免税土地，对新皇帝不再抱有幻想的江南地区佛教徒，以及朝廷宦官内外勾结起来，这样，双方的间谍和代理人来回打报告。
　　
　　此时的燕王还无意立即起事，因为他的三个儿子还在南京作为人质。他搞了许多鬼把戏，又是装病，又是装疯，请求遣返他的儿子们。直到1399年6月建文帝才准许他的几个儿子回到他们父亲身边——历史学家把这一决定称为愚不可及；此时的燕王己决定用军事行动抗命朝廷了。
　　
　　敌对行动爆发于1399年7月，忠于建文朝廷的燕王护卫倪穷告燕府官校于琼、周泽阴谋起事，两被告送往南京以煽惑罪处死。燕王抓到了把柄，以奉天靖难、清君侧诛齐泰、黄子澄为名，聚集将士誓师北平，起兵南下，引发了朝廷与燕王之间这场血腥的军事对抗，后来这场战争被燕王掩饰而称之“靖难”之役。
　　
　　为了给自己的叛乱设词辩解，燕王在后来几个月策划了几篇文告，包括致朝廷的两封修书，以及官民一体知照的宣言。他辩称正在进行的是终止内乱的正义行动，无论衡之以儒家的孝道，还是衡之以规定诸王义务的《祖训录》中的条款，他的行为都是对的。
　　
　　他指责皇帝受齐泰、黄子澄等宵小之臣的诱惑，对诸皇子加以迫害，要求皇帝去掉身边的奸妄之徒，恢复太祖皇帝的法律和制度。他还声称，自己有义务来执行这次惩戒使命，因为他是马皇后所生的最年长的健在儿子，责无旁贷；他指天誓日地否认自己对帝位存有企图。
　　
　　燕王的指责是否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或者他当时是否把这些说辞公诸于世，是值得怀疑的。但是，这些指责对燕王来说事关成败，以使他对朝廷的敌对行动站得住脚，并且帮助他纠集到能够抗命的人马，形成生死攸关的利益集团。这就是为什么这位藩王在窃取皇位后要篡改历史，把那些和他言论相悖的记载统统去掉，换上粉饰他合法继承权的一些历史说辞。
　　
　　形势的变化出乎意料，诡异之极。建文帝对事态的掌控，有足够的时间和太多的机会，但缺乏太祖皇帝驾驭全局的才能，应对突发事变中从容不迫的凛凛局器和霹雳手段，机会在新皇帝手中一次次溜走，丧失殆尽。
　　
　　建文元年二月，朱棣进京朝贺，户部侍郎卓敬建议将朱棣“徙封南昌，以绝祸本。”建文帝优柔寡断，放虎归山。燕王为使朝廷放回在南京作人质的三个儿子，又是装病，又是装疯，“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或卧土壤，弥日不苏。”建文信以为真，心生慈怜，准许他的儿子回到他们的父亲身边。此时的燕王已无后顾之忧，着手军事准备，寻找机会抗命朝廷了。
　　
　　靖难之役，朝廷在政治上占据主动权，军事上拥有绝对优势地位，建文帝面对危局显得惊慌失措，虽有民意支持，缺乏战争的政治军事动员。几次声势浩荡的北伐之举，朝廷军事战略连连败笔，加之用人不当，军事力量急剧消亡。此消彼长，燕军却不断充实壮大。三年战争，形势急转直下。1402年5月，燕军突破淮河防线直逼南京，京都守将李景隆和谷王朱穗开门迎降，此时的朝廷大势已去，金陵皇城极为黯淡的一天不期而至：“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
　　
　　燕军攻入南京，《明太宗实录》载：建文帝携皇后马氏一同入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助，至已不及，中使出具尸于火，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吾来，为扶翼尓为善，尓意不谅，而遽至此乎？’备礼葬建帝，遣官致祭，辍朝三日。”朱棣攻占南京，皇后马氏穿帝服，抱玉玺自焚，皇帝下落不明。燕王急令封锁城门，遍搜南京城，也没有建文帝的影子。为尽快登基以诏令天下，便将计就计，为建文帝举行葬礼。以遮蔽天下人之耳目，之后经几次的拒“劝进”，终于登上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
　　
　　公元1403年，朱棣在南京登基，宣告建文统治的终结，永乐时代的开始，历史掀起新的一页。对这位冒天下之大不韪，夺侄儿皇权，入主皇宫的明成祖来说，失踪的建文帝是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阴霾。京城民众的敌视情绪，方孝儒拒起诏书，左佥都御史景清行刺，一次次刺痛他极其脆弱而又敏感的神经。朱棣采取极其暴戾的手段诛戮建文旧臣，是以激烈的发泄以掩饰内心的虚怯。当查知建文行踪后，朱棣匆忙派人赴滇，千里追缉，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样频繁的密遣锦衣卫四下寻查，几乎贯穿了永乐时代。
　　
　　《节录明建文逊国记略》记载了燕军兵围京师，建文一行如何遁逃出金陵：
　　
　　燕兵犯京师，至金川门，谷王穗启门纳之。须臾，宫中火起，皇后马氏崩。帝仓卒间，忽内臣舁一箧至，且述高帝遗命曰：“后有急，即出此。”启之，得度牒三，曰应文、应贤、应能，僧服如之。于是帝及御史叶希贤、吴王教授杨应能并为僧，编修程济为道人，从宫中隧道出。时从亡诸臣史仲彬、郭节、冯漼、廖平、金焦、黄直、陈亨、梁良王、王资等，自秦淮水关出，诸臣称帝曰大师云。师至镇江，会于史仲彬家，至襄阳主廖平家，遂行，明年即永乐元年师入滇，居永嘉寺。
　　
　　洪武二十五年，鸡足山大云法师与张三丰赴京参见太祖。经三人筹划，大云在宫中开三僧度碟，太祖命贴身太监制备三僧衣钵，锁于秘箧，藏奉天殿侧库，并告之御史曾凤诰。靖难之役，燕军攻破京都，正宫皇后马氏穿皇帝衣冠，抱玺装帝自焚于宫中。建文帝与叶希贤、杨应能落发为僧，出水门，赶往朝真观与程济、王升会合。
　　
　　以上言之“宫中隧道”、“水门”，即南京明皇城的地下御沟。在《明史考证》中引用《马生龙凤凰台记事》云:“宫中阴沟，直通土城之外，高丈二，阔八尺，足行一人一马，备临祸潜出，可谓深思熟虑矣。”
　　
　　《明史·郑和传》中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