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作品已在华语剧本网版权保护中心进行版权登记，登记2019-B-02906】

　　女生  文革武斗  借种  奋斗

　　漂亮女生在历史大潮中跌入谷底，在伦理和生存的矛盾中挣扎，历尽艰辛活下来的故事，回溯了60年的历史事件。

　　老同学相约回乡叙旧，居住本地的同学闻讯纷纷前来迎接。时隔50余年，面对满头华发、被光阴反复雕琢改版的面容，大家相互揣摩、提示、继而报出名子，不时发出一阵惊叫。时临深秋，个个衣着随意，有几位穿的是几十年前的外套，被年轻人误认为新款式，但瞒不了过来人昏花的老眼。人群外站着一位女士，双手交叉，扫视来客，时而露出会心的微笑。她身穿浅绿色的毛衣，外罩大红外套，脚蹬时下流行的防滑运动鞋；一头乌发，显然是染过的；面部化了淡妆，显得比其他人都精神，但也掩盖不住岁月沧桑涂抹的年轮。没人和她打招呼。她也不主动和人打招呼。开始我以为她是某位同窗的续弦，当她的两只大眼睛看过来的时候，我忽然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您…”，我试探着问。“陈思汀，你也不认识我了？咱俩同班6年，还做过同桌呢。”我尘封的记忆一下打开了：“哎呀！我怎么没有认出是你呀？”
　　刚入初中时，人民公社半月之间普遍成立，大跃进、大炼钢铁热火朝天，粮食亩产放“卫星”的喜讯频传。学校有近百亩耕地，深翻两米，准备搞成高产实验田。在县政府放“卫星”动员大会上，老校长盘算半天，报了亩产两千斤的目标，结果被拔了白旗，停职反省。新校长上任伊始，召开支援秋收秋种动员大会，讲过国内外形势和学校当前的任务后，关切地说：“初中的孩子们儿身子骨还嫩棒，干活要悠着点。谁要是来了例假，一定要请假休息。我说的是妇女同学。” 全场轰然大笑。校长莫名其妙：“笑什么？我说的不对么？”新校长上任前担任公社书记，是放“卫星”的支持者，但他反对动辄鼓动铁姑娘光膀子大干，并首倡例假休息制度，颇得妇女和家属们的拥护。他没有想到，这条保护妇女的规定竟然受到中学师生的恥笑，大惑不解。
　　“我说的不对么？”他大声发问。下面鸦雀无声，没人回应。
　　“校长，你说的没错，我们女生都拥护。”一位小女生举起手来回答说，“大家笑你把我们称为妇女。我们叫女生，妇女的女，生孩子的生。”
　　“哦？原来如此！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校长显然读过私塾，夫子语录张口就来。“本人长期做农村工作，对学校缺乏了解，希望师生们及时给予指点，就像这位妇…女生一样。你叫啥名字？”
　　“八级六班陶云芳。”
　　陶云芳，就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曾经的同桌。本来安排好的是邻坐侯世聪和她同桌，侯世聪翻翻白眼表示很勉强。陶云芳立马说：“他不乐意挨着我，我还不乐意挨着他呢，小样儿！”侯世聪小眼睛，刀条脸，其貌不扬，但他是本届升学考试第一名，谁也不敢小瞧的学霸。他行走落座总是仰着脖子，目不斜视，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也引起陶云芳的反感。其实，他和我一样，都是因为个头矮小，坐在前排仰着头看老师看黑板养成的习惯。不过，和侯世聪比起来，我从小在姊妹和堂姊妹群里混大，少了一些“男女授受不亲”的意识。班主任见他俩之间没有了调和的余地，干脆调换了我和侯世聪的坐位。和一位陌生姑娘挨着肩膀坐，感到还是有点别扭，我的胳膊肘偶尔蹭到她，就像触电一样。她对边界线上的冲突也十分敏感，有时还会瞪我一眼，表示抗议。在入校不到半个月的一天半夜，班主任老师叫醒熟睡的同学，传达县委指示，说要全民大炼钢铁，全班紧急集合，到大操场接受任务。老师问谁家有好用的风箱，炼钢时要用来往化铁炉里鼓风。我家风箱是新打的，社员都去公共食堂吃饭，家里铁锅被收缴，风箱也就闲置无用了。老师话音刚落，我想都没想，当即报名回家搬风箱。老师立刻指派四名个子高的同学与我同往。我们的土炉子没有炼出铁水，硬是把铁锅、门搭吊之类的铁件和矿石熬成了碴铁，炼钢失败。但我支持大炼钢铁运动的表现得到肯定，被第一批吸收为共青团员。本班首批入团者除我之外，还有一名就是陶云芳。她家在棉区，从小练就拾棉花的快手，下乡支援秋收时受到社员赞扬。有一次遇上秋老虎，天气大热，两位同学中暑。她从社员手上借来排子车，把他俩送回学校卫生室。当时教育方针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参加劳动的态度和表现，是衡量每个学生政治进步的试金石。何况，她还在全校大会上受到过校长称赞，首批入团当之无愧。少先队人人都能参加，入团可是挑了又挑的。同学们把入团看作是思想进步的一大台阶，都在积极争取。我俩率先入团，内心不无自豪，两人之间的距离也就缩小了。在最艰难的那一年，我母亲没有熬过来，不幸离我而去。我的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晚上常常失眠，白天上课就免不了补觉打瞌睡。此刻，当讲课老师的目光扫向我们的课桌时，陶云芳就会在桌子下面踢我一脚，让我避免受到粉笔头的袭击。有了她的这一脚，同桌间的磕磕碰碰就习以为常了，相处之中放松了不少。重复是强化记忆的法宝。经过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大脑里的储存不断更新，当年的不少人和事都被边沿化了，但有些形象一直历历在目。陶云芳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上初中时才开始培养卫生习惯。我是班上的卫生委员，对自己的工作很是认真。每次下课后，同学们走出教室，我都要挨个检查屉桌，发现谁的散乱，就喊他回来整理。全班同学的牙具都集中放在一张书桌上，早晨刷牙后，我会认真摆放一遍，让牙刷和搪瓷茶缸的把手朝一个方问倾斜，显得既整齐又美观。牙刷的毛毛刷朝上还是朝下？同学之间产生分歧，争执不下，我感到无所适从。“去问问王医生。”陶云芳提醒我。我连跑带颠到学校卫生室请教。王医生回答说，应该让毛毛刷朝上，容易风干，让细菌难以存活。同学们认为王医生的说法科学，统一了认识。此后几十年，我每天刷牙后，总会遇到牙刷如何摆放的选择，王医生、陶云芳的形象便重复闪现，虽然如白驹过隙，但却牢靠地占据在保留位置上。高中时我和陶云芳、侯世聪仍然是一个班，互相关切，倍感亲近。学校食堂杀了自养的猪，大师傅放话，要让每位师生都吃上一片猪肉打牙祭。值日生抬来一桶白菜汤，说桶里有41片肉，不多不少，正好每人一片。41只饭碗整整齐齐摆在地上，期待着那片猪肉的莅临。生活委员连菜带汤舀了一勺，用筷子拨拉几下又倒回去，把勺子交给班长。他认为责任重大，应由一班之长来担纲。班长扫一圈期待的眼神，心里直打鼓：万一少一片怎么办？多一片分给谁？他把勺子交给我说，你是学生会主席，若是肉片少了，到食堂去讨要更容易得到大师傅的相信。面对如此重托，我不便推辞，小心翼翼地把每片肉舀进同学的碗里，最后给自己盛上。同学们都在碗里找到了那片肉，放在嘴里砸吧半天才不情愿咽进肚里。我把主食红薯干和肉菜掺和在一起，借助油腥香味饱餐一顿，抹抹嘴去刷碗。陶云芳悄悄告诉我，肉少了一片，“你碗里都是白菜帮，没有肉，你吃出肉味了？”她说，“侯世聪那小眼睛贼亮，也发现你碗里没有肉。俺俩作证，找食堂要去！”堂堂学生会主席，为吃一片肉去和大师傅理论，岂不被人笑掉大牙？再说，三年没吃肉，我真的不知道肉是啥滋味了，弄不好还会冤枉人家大师傅呢。多年后生活改善了，吃肉成了家常便饭，各种好吃的也不时摆上餐桌，肥肉成了忌讳。但白菜炖豆腐、粉条，再放进几片肉，仍然是我的保留菜，吃在嘴里，自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美食滋味。
　　临近毕业的那学期，学校进行理想教育，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大学就继续深造，将来为国家建设贡献才智；考不上呢，就学习邢燕子、董加耕，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前几年大学招生收缩，本校毕业生升学率不高，班上很多同学都没抱多大希望。农村青年结婚早，有些同学家里已给找好了对象；个别同学，等不及毕业就辍学回家成婚了。学校不允许学生之间谈恋爱，但青春期和情感都赶到了这个份上，还是有人写情书、递纸条，给班主任添了一些麻烦。一天上劳动课，陶云芳负责赶驴拉水车，侯世聪分管放水浇地，我在中间来回走动照看垅沟，防止跑水。侯世聪递给我一张折叠好的纸条，神秘兮兮地说，你别看，替我交给陶云芳。我交给陶云芳，心里嘀咕，这小子有啥事还瞒着我呢？
　　“怎么啦？陈思汀，大哥同意你谈对象啦？”陶云芳打开纸条看了一眼，诧异地问道。
　　“没有哇？你问这干啥？”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我大哥比我大15岁，12岁时由父母包办结婚。后来他一直在外地读书、工作，和嫂子缺乏感情交流，在“离婚不离家”风气影响下，曾一度提出离婚。虽经父母干涉离婚不成，夫妻感情终究是不冷不热，並且吃尽了长期两地生活的苦头。他告诉我，若是考上大学，他供给花费；若考不上呢，他也尽量在外面给我找个工作，高中生还是很缺的，嘱咐我不要在本地搞对象，以免步他的后尘。他来学校看望抗日高小时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说话间也提到不希望我谈对象云云，不知怎么就传到了班上。同学都知道我有一位工作在外的大哥，也有人知道大哥不让我搞对象，所以陶云芳才有这样的问话。她把侯世聪的字条（半页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递给我，上面赫然用俄文写着：我爱你！这时陶云芳脱下外套，转身挂在用来拴驴的柱子上。我忽然发现她的胸部鼓了起来，紧身的线衣勾勒出凸凹有致的线条，一一她出落成一位漂亮的大姑娘了。如果当时时兴选校花，肯定非她莫属。英雄爱美女，才子配佳人，临近毕业，怪不得侯世聪捷足先登、迫不及待地向她伸出了橄榄枝。想到当初排座位时的尴尬，我不觉哑然失笑。
　　“你笑啥？”
　　“我笑侯世聪也被你征服了，一一字条是他让我交给你的。”
　　“我说呢，大哥对你这么好，你不会不听他的话。…侯世聪总想当牛顿、爱迪生，他肯定能考上大学，远走高飞。我没希望，都做好了回乡务农的准备，不扯他的后腿。”她把字条递给我，接着说，“我不会把它交给班主任，你转告侯世聪，让他安心备考，考上一所好大学。”
　　高考临近，同学们周日都不回家，抓紧时间做最后的冲刺。陶云芳却一反常态，一到周末就往家跑，听课、自习时也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她的举止神态都被我和侯世聪看在眼里，但我俩不敢问，怕又是例假之类的问题。在小男生眼里，女生毕竟还是个迷。我们那届高考，本校毕业生放了“卫星”，升学率超过50%，在地区排名第一。按陶云芳平时的成绩，好赖上个学校是不成问题的，但她落榜了。
　　
　　送我去房间时，她说：“要是在大街上走个对面，我也不敢认你。在这种场合，我发现你耳朵上那根拴马桩还在，一下就锁定了目标。那时候你总是仰着个脸，我总想把墨水瓶挂到拴马桩上。” 服务员称她为大姐，呼我为大爷。 “你这一打扮，比同龄人年轻了20岁，还真有当年的风采呢！。”我戏谑说，“要世界美丽，首先是女人要美丽。咱这一代的女人扯了后腿，应该向你学习。”
　　“让你见笑了。”她垂下眼睛，透出一丝伤感，“我一辈子磕磕绊绊、邋邋遢遢，被人看不起；如今总算熬过来了。怕老同学可怜、惦记我，特意打扮打扮来见驾。”
　　“你究竟怎么啦？”我说， “二十年前我回乡安葬父亲，听人说起过你，都不是什么好话。我一直在想，一位冰清玉洁的姑娘，怎么会是这样？心里一直存疑，也不敢找你核实。”
　　“是不是说我作风不好，有三个男人？”她苦笑一下说， “传说基本属实，枝节多有夸张，但没有一个人了解我的苦衷。今天我就给你说说分别后的那些事儿吧！”
　　“高考前你表现反常，我和侯世聪都有感觉，也没敢问，到现在还纳着闷儿呢。你从那时说起吧！”我说。
　　“一个人的命运也不知道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我的厄运似乎和一句戏言有关。”她娓娓道来，心平气静，好像在叙述一个古老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