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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  文革武斗  借种  奋斗

　　漂亮女生在历史大潮中跌入谷底，在伦理和生存的矛盾中挣扎，历尽艰辛活下来的故事，回溯了60年的历史事件。

　　土改时我爷爷分到三亩地，和邻村吴家搭界。吴家有个和我同岁的男孩儿，叫吴士升。大人忙着干活，我和他就在地头玩耍，追蝴蝶、捉蚂蚱，还一块“过家家”。他母亲说，这俩小人儿合脾气儿，以后叫云芳来俺家当媳妇儿吧！我母亲说，行，现下提倡婚姻自由哩，只要他俩合得来，咱们当大人的没啥说的。大人的一句玩笑话，孩子们儿也没往心里去。其实我早就把它给忘记了，小学我俩一个班，也没显得比别人更亲近。后来吴士升在县五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早早的就回村务农了。咱们高中毕业那年，农村搞社教，原来的村干部全部靠边站，其中包括我当大队会计的爷爷。吴士升算是大队的文化人了，顶替了我爷爷的角色。一次我回家背红薯干当口粮，他拦住我说：
　　“咱俩小时候，你娘答应让你给我做媳妇儿，还记得不？”
　　“不记得。哪有这荒唐事儿呀？”
　　“我可没忘。因为没考上高中，我有点自惭形秽，前两年没好意思找你说。没想到回村不到3年就当上了大队会计，我觉得在农村大有奔头，今后也能配得上你，不会让你受屈，才敢和你说。家里要给我提亲，我没有同意。你给个话吧！”
　　“我还要考大学呢，眼下不想谈对像。”为了把他支应开，我又说，“俺班上有个同学叫陈思汀，他大哥在外地工作，坚决不让他在家搞对象，说以后两地生活很麻烦。我不和你说这事儿。”其实，吴士升很担心我在学校谈好对象。得到这话儿，他也就不再找我纠缠。
　　高二那年，国内外形势紧张，又开始强调阶级斗争了。在学校，咱们还没有太多的感觉。你记得教语文的章老师吗？他还用粉笔头投掷过你呢。他出身地主，教书很认真，当时同学们都很尊重他。直到文革时，他才因出身不好被斗争，不堪凌辱服毒自尽。其实，阶级斗争当时在农村就开始大讲特讲了。社教工作队继承土改时的传统，一进村就找房子最破的贫下中农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社员揭发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我家有一座二层红砖小楼，村民称为红楼，是老辈子家族兴旺时建造的。经过几次分家析产，到我爷爷这一辈，每人耕地平均下来就不足三亩了。红楼里安放着神主，还有卧床不起的老奶奶，我爷爷是长子，少要了几亩地，把红楼留在自己名下。他有四个儿子要成家，还不够分住呢。打鬼子时，红楼成了抗日干部落脚的地方，我的两位叔叔也都相继参了军。土改时，经过三榜定案，我爷爷被划为下中农。合作化时，我家所在的陶里庄和邻村吴士升所在的吴里庄，合并为里庄高级社。人民公社成立后，改称为里庄大队，直到“四清”靠边站以前，我爷爷一直是大队会计。经过大跃进的折腾和水、旱灾害的熬煎，家家户户都是一贫如洗，就像原始社会时期一样，大队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和钱财可供私人占有。从社员揭露和调查核实的情况看，工作队得出结论认为，里庄大队干部有多吃多占行为，但情节轻微，都够不上“四不清”分子，要不要恢复他们的工作，就要看阶级成分和认识态度了。我家的红楼引起了工作队的注意。他们认为，就凭这样的居住条件，土改时我爷爷的成分应该被划为地主或富农。这话一传出，对我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报考前，教导处三番五次找我核实家庭成份。说大队调查证明是富农，而我填报下中农是错误的，是对组织不忠诚的表现，后果很严重。我反复找新成立的大队支部，他们总是说上级还没有明确批复，给学校连发三份证明材料都写的是富农。吴士升掌管公章，我认为他没有起好作用。有人告诉我，吴士升一直宣传我是她的未婚妻，还说，如果陶云芳考上大学，人一走就没戏了。我被这事搅得心慌意乱，根本没心思复习功课。名落孙山，是因为我没有发挥出平常学习水平，也可能是受到了成份问题影响。咱那届毕业生，成份不好的都落榜了。你不见梁玉铎吗？他在榜上可是回回排在你前面的。
　　毕业前，我们一再学习下乡知青邢燕子、董加耕和侯隽的事跡。落榜虽然遗憾，但我並未绝望，也曾雄心勃勃，要在广阔天地里有所作为。知识青年回乡务农，要想在生产队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就得入党当干部。但受到家庭成分和宗族、派系斗争的影响，大多数知青没有机会。农村思想守旧，对女生更是不利。你要是泼辣大胆一些，就可能招至风言风语，被认为是浪荡，不守妇道。况且，高中毕业一回乡就成了大龄女青年，结婚生子迫在眉睫，在体力劳动上又比不上男人，很难被大队纳入培养对象。像侯隽那样务农意志坚定，又被及时发现、作为典型宣传培养的下乡女知青，咱们全县都没发现一个。当时农村迎接知青的广阔天地，是教育战线。我听爷爷说过，他念私塾时的老师是位落第秀才。在科举时代，教书是落第秀才的主要出路。现在的状况和那时有点相似。大跃进时，教育也跟着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无法支撑，大幅度缩减教育经费，压缩规模，叫“泻肚子”，学校有的压缩、有的撤消了。但扫除文盲毕竟是国家大事，经济稍有转机，教育又开始恢复和发展。不只是中、小学扩大招生，各公社还都成立了农校，着手培养新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我们的许多初中和高中同学，特别是女生，个别的当了赤脚医生，几乎都成了孩子王。高中毕业生在农村就被当成举人了，是希有人才，大都在中学和农中得到安置，只有地主、富农子弟受到限制。和侯隽结伴下乡的那位姑娘，结婚嫁到邻村，当了小学教师。她这种符合大趋势的行为，合情合理，却被一些人讥为半路逃跑，是不公平的。65年初俺村作为细社教（第一次社教称为粗社敎，第二次称为细社教）试点率先开始，我爷爷和多数干部“下楼”，解除审查，他的成份又恢复为下中农。我也因此有幸当了农中教师。我们当的是代课老师，后来又叫以工代干，户口还在本大队，拿的是工分。女生比男生少两分，每月发给7元津贴。论地位，我还比不上吴士升。我的学生吴冬梅是吴士升的妹妹，拿来绣着一对蝴蝶的手帕和一本《毛主席语录》，说是他哥哥让她送给我的。同学和朋友之间相互赠送《毛主席语录》，是正常的交往，而手帕则明显是个定情物。我对他开证明信的事儿一直耿耿于怀，于是说：“《语录》我就留下了，谢谢你哥。手帕就让他送给别人吧！” 一次，我和冬梅一块儿回村，路上被吴士升截住，他说：“陶云芳你听着：孙悟空跑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你早晚就是我的人。不过，不管到啥时候我也不会亏待你，就像如来佛一样，最后不是也让孙悟空成佛了嘛！”他的话让我十分讨厌。冬梅看不下去，抢白了他几句。我並没有冤枉他。公社选送一名高中毕业生去农业院校深造，让他给我捎回来一张报名表格。他移花接木，把这张表格送给了他的堂兄，咱们上一届的学生。这件事是他堂兄毕业回来后才告诉我的。
　　我被选拔到“四清”工作队，相继在离家三百里外的两个县参加 “四清”工作，暂时摆脱了吴士升的纠缠。文革开始，“四清”工作队撤离。农校停课，代课老师都回了家，我也回到了里庄大队。吴士升当会计三年，因账目不清被工作队停职，让陶里庄的陶新旺顶替了他的角色。吴士升在串联学生的鼓动下，以吴里庄的青年为骨干，吸收部分陶里庄的吕、罗两性青年参加，成立红色造反兵团，简称里庄“红造团”，造“四清”工作队和大队党政班子的反。陶里庄的青年也组织起红卫兵，宗旨是保卫“四清”成果，与“红造团”针锋相对，名字就叫里庄红卫兵。里庄的“红造团”和红卫兵，分别和县城的“红造团”和红卫兵挂上钩，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的分支。我在“四清”时负责一个大队的妇女儿童工作，帮她们做家务，教唱歌，还组织演出小节目，受到社员的信任和欢迎。妇女儿童和青年们听我的话，主动做家长和亲属的工作，督促他们主动交代问题或揭发他人的错误言行，对“四清”工作的进展起到推动作用。为此，工作不到半年，我就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可谓是根红苗正了。陶里庄陶姓是个大姓，我被推举为红卫兵司令，一跃成为里庄大队显赫人物，与吴士升成了死对头。两派组织一开始只是打嘴官司，各自在村头按上高音喇叭，隔着大水坑天天叫骂。大队长是我的族叔，照样组织生产。“一月风暴”开始后，各地造反派夺权的消息纷纷传来。大队长建议把公章交给我，由红卫兵行使一切权力，“就当是红卫兵夺权了，我还领着干活。”他说。我们的权力禅让还没有筹划好，吴士升就带领棒子队强行占领了大队部，抢走了所有的公章，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随即，吴士升宣布里庄大队革委会成立，自任主任，他的班底以马里庄人为骨干，我们姓陶的基本靠边站了。顶替吴士升的会计陶新旺，又被人顶替下岗了。陶新旺是我的副司令，带领红卫兵围攻大队部，打算夺回公章。吴士升召来外村援兵，把红卫兵好一场围剿。陶新旺被打伤，在炕上躺了个把月，还有几名红卫兵骨干躲出去不敢回村。我没本事打架，也不主张打架。但人被打伤了，我得张罗给他家帮忙。听人说，吴士升有令，不让他的人给我找事儿。一天，我去县城，被几个佩戴“红造团”袖章的人绑架到县供销总社。供销社正在开大会，批判被拉下马的供销社主任。他站在板櫈上，胸前的牌子上赫然写着：走资派、大流氓安元甲！
　　“安元甲，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的姘头都被我们抓来了，你还敢抵赖！”主持人踢一脚弯腰撅腚的安元甲，呵斥道。
　　安元甲看到惊慌失措的我，浑身一震，立马说：“我交代。我在“四清”工作队确实和一位女队员有染，但不是她！”
　　“我们明察暗访好几天了，陶里庄红卫兵司令陶云芳这个浪娘们儿，当时就在你的手下。”大会主持说，“瞧她这副骚情模样儿，还能逃过你那猫爪子？你还敢狡辩！”说着一脚踹倒板櫈，安元甲一头裁在地上。
　　我一下明白了。他们认错了人，我成了替罪羊。66年初我被调到另一个“四清”工作队，片长就是安元甲。他是东安寨人，论起来和俺家还有点拐弯摸角的亲戚关系。安元甲小师范毕业，教过书，能说能写，也很会来事儿，得到领导赏识，升为县供销总社主任。他16岁由父母包办婚姻，一连生了四个女儿。他母亲埋怨儿媳不给她生孙子，让安家绝后，整天拉着个长脸，婆媳关系十分紧张，吵嘴骂架是家常便饭。安元甲还要充当孝子，夹在婆媳之间不好做人，与老婆的关系就越来越冷淡了。在“四清”工作队，安元甲处处关心照顾我，我对他也颇有好感。工作队有纪律，严禁“四清”期间队员与队员、队员与群众之间谈情说爱。我正在接受考验，等待党员转正，也希望经过“四清”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对所有规定都严格遵守，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处处有意和安元甲保持距离，生怕引起别人的误会。有个当地女队员叫曹银芳，主动给安元甲洗衣服、烧炕，两人关系亲密。上级领导发觉后，打发曹银芳离队回家，也对安元甲进行了谈话批评。此时文革开始，没有对他执行开除“四清”工作队的处罚，而是让他随大队一起撤离回县。有人把这件事揭发出来，“红造团”却把曹银芳误指为陶云芳，让我背了黑锅。我没有机会辩解，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任凭他们把一串破鞋挂在脖子上，站上板櫈。在野蛮暴力盛行的风头上，任何反抗言行都会讨来一顿暴打。那日逢集，我被塞在一大群“走资派”队伍里游街。我脖子上没有挂牌子，但那一串破鞋比别人的牌子更显眼，招来更多的目光。“多俊个大姑娘，咋就被糟蹋了呢？”这是女人同情的声音，更多的是不堪入耳的耻笑和叫骂。这一刻，我产生一个可怕的预感：我这一辈子完了。女人要是和作风问题沾上边，嫁个像样的男人都困难，更遑论什么理想和抱负了，委屈和绝望，阵阵涌上心头。陶里庄离城不远，赶集的人群中，亲戚里道的熟人挺多。我遭此奇恥大辱，欲哭无泪，入地无门，这时旁边要是有口井，说不定一头就扎下去了。
　　当游到牌坊街时，几个围观的小伙子忽然冲进来，架起我冲开人群，一气儿跑到城外，蹬上大堤。他们是吴里庄“红造团”的骨干，是来救我的。吴士升骑着自行车在堤顶上等候，他把同伴留下阻当追兵，带着我一路跑回村里。这时，我父亲、弟弟和族中子弟才闻讯集合出村，准备进城搭救我。吴士升放下我，说：“进城多叫几个伴当，注意安全。”过了几天，他让冬梅把那块手帕、一枚主席像章和一封信送给我。信中说，他不相信我和安元甲有那事儿。就是偶尔失足，他也会原谅我。如果答应他的求婚，除大队革委会主任和他兼任的民兵队长外，其他人事安排由我做主。说心里话，当时我心里颇受感动，嫁给他的心思都冒出来过。但当时的两派，犹如处于战争状态的两个国家，敌对情绪非常严重，父与子、夫与妻常常因为观点不同而誓不两立，何况在家族、派系观念极重的农村。我如果嫁给吴士升，就成了本村、乃至全县本派的叛徒，为家族、亲友所不恥。有人分析说，这次事件是吴士升串通城里“红造团”，演出的一场英雄救美套路，借此取得我的信任，以达到把我娶回家、並瓦解我们这一派的目的。不然，他怎么这么快就得知消息，并派人做好了埋伏呢？听了这话，我后背直冒冷汗。难道为了得到我，他会不择手段地败坏我的名声吗？我不敢相信，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竟会如此阴险狡诈。我爷爷不相信吴士升是曹操。他若是娶回一个臭名昭著的媳妇儿，会一辈了被人讥讽为王八，这是男人所不能容忍的。“既然不能通过和亲结束两派斗争，你赶脆三十六计走为上，嫁到河东去吧，离开是非之地。”爷爷说，“世道还得乱几年，一个闺女家就不要强出头了，能嫁一个好人家相夫教子，也是一辈子的福气。” “四清”工作队临撤离时，曾提议让爷爷接替吴士升重任大队会计，他以年老为由力辞，大概就是受了道家“乱世归隐”思想的影响吧。
　　为麻痹吴士升，以免出走计划受到干扰，我家没有退还他的东西。吴士升也知道，我嫁给他的阻力非常之大，他真的需要耐着性子等待一年半载。经过紧锣密鼓的运作，不到俩月我就嫁到了河东的小申庄。婆家没有公婆，只有爷孙二人。女婿申敬斌大我两岁，58年被招到煤矿上班，当井下机电钳工。他和师傅住一间单身宿舍，对师傅照顾周到。师傅见这孩子老实肯干，又爱钻研技术，就做主把老家的小女儿桃慧许配给他。临近结婚，桃慧突然逃婚，跟邻村一位青年跑去东北当了盲流，从此没有了音信。遭此婚变，申敬斌受到很大刺激。爷爷托媒人在老家婚姻圈里介绍过几位姑娘，他都回绝了。俺俩第一次见面，他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非要带我去河东县城下馆子。他说，他只有高小毕业，虽然爱好读书，但总觉得知识不够用，对学过代数、几何和物理、化学的高中生很是崇拜。小申庄地处偏僻，和我家已是隔省隔县，他又常年在外，关于我的传说竟是一点也不知道，我当然也不会告诉他。在我的眼里，他除了学历低，其他条件几乎没啥好挑剔的。58年招进工厂、矿山的工人，在困难时期有不少都下放回乡了。他能留下来，说明表现不错。当时他每月的工资，顶一个男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年的工分值，供给的布票还比农民多三尺呢。自己混到这种地步，还能找个吃公家粮的男人，已经是高攀了。相亲过后，我就对媒人说愿意嫁给他。当时吴士升正在忙于武斗，趁他不在大队上，我回家拿了个包袱，坐在自行车上嫁进了小申庄。当时政府部门都处于半瘫痪状态，和好多夫妻一样，我们也没有领结婚证。我让家里把吴士升的东西退回去，还附了一封信。信中说，感谢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出手施救，因为现实的原因，考虑再三，还是没法和他成为伴侣，祝他尽快找到自己的幸福。我没有告诉他我嫁到了哪里，家里人也守口如瓶，连街坊邻居都不清处我的去向。
　　刚结婚那阵儿，是我作为女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刚见面时，申敬斌显得有些闷，神情抑郁。结婚后，他突然像换了一个人，性格开朗，热情似火。他有一支自制猎枪，枪法也很好，没事我俩就跑到树行里、沙河滩上打兔子。说起来，我也算尽情地浪漫过一把。但好景不长，一场武斗结束了我们的蜜月。河东和河西本来属于一个县，河流蜿蜒曲折，两岸村庄的耕地犬牙交错，姻亲关系很是普遍。你上学走后以河划界，河东和河西分属两省两县，但人们来往仍然十分密切。在对待革委会的态度上，河西从县城到农村，很快形成“炮轰”和“捍卫”两大派，分别成立“反复辟”和“反逆流”两个观点针锋相对的组织。这时已分不清谁是“造反”和“保皇”，都自称“左派”，争取上面和部队的支持，目标都盯着革委会的领导权，你来我往，打起来没完没了。河东也成形成了类似的两大派组织“7﹒15”和“8﹒18”，分别与河西的“反复辟”和“反逆流”结盟。河东或河西的某一派战败，骨干们就跑到对岸寻求政治避难，伺机东山再起。得胜的一方岂肯罢手？“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桥头上的高音喇叭经常叫喊，激励着武斗队过河追缉逃犯。两岸都有枪杆子支持，矛盾扩大，备战逐步升级。申庄是80年前从附近的大申庄移民过来，全村只有五十户人家，还没出五服，都是一派。他们奉行的宗旨是，谁在县里当权就拥护谁。一天半夜，村里广播突然响起来，说根据可靠情报，河西武工队要渡河抓人，公社革委会已在桥头设障，要求各村组织民兵沿河布防。申敬斌不是队上民兵，本来不想参加。一位族弟隔着窗户喊：“敬斌哥，你的枪法好，也去助助威吧，别家总是搂着嫂子睡大觉。我们先去公社拿枪了。”这样一来，他不得不露面了。公社的枪是县武装部送的，为避嫌说是抢的。申敬斌没去领枪，拿上猎枪就走了。他的猎枪是自己制造的，装足了霰弹能打死狼。动了枪可不是玩儿的，我担心他出事，也穿好衣服站在院子里听动静。枪声响了一顿饭的功夫，其中还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爷爷下地走了之后，申敬斌慌里慌张地推门进来。他把猎枪塞进柴火垛，对我说：“你到瓜地里去吧，给大门挂上锁。”说着倒在炕上，蒙上被单睡大觉。我想他是累的够呛，也没有打扰他。直到晚上喝汤的时候，他才爬起来，说明天要回矿上去，让我把他要带的东西收拾一下。“我先回去安排安排，找个住处，回头再来接你。”他说，“你不要回娘家，尽量别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