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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2019/11/22 修改:2019/11/26
20章 爱情,农村,家庭 小说
《女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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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梗概
- 作品卖点
- 作品正文
我预感出了什么事,没敢出门打听,更没敢去河西。七、八天过后,我弟弟来了,说吴士升在武斗中受重伤,被送到省医院抢救。和弟弟同来的还有吴士升的妹妹冬梅。冬梅解开带来的包袱,那份熟悉的定情物件赫然映入眼帘。“俺哥交代,他有可能不治身亡,一定让我把它当面交到你手上,并叫你一声嫂子。”冬梅含着眼泪说,“嫂子,请你原谅我的无礼,我不能失信一个将要死去的人的嘱托。”说着就要下跪。冬梅喜欢看书,还借读过我的《青春之歌》呢。我扶她坐下,忽然一阵心酸,眼泪簌簌地滚落在地。她讲述了吴士升参加武斗受伤的过程。河西的“反复辟”被打败,一批骨干分子跑到河东投奔得势的“7﹒15”,还带走了从武装部抢去的枪支弹药。“反逆流”开着用拖拉机改装的土坦克,冲破对方设置在桥上的障碍,为武斗队开路,去河东夺枪。两名驾驶员被“7﹒15”的狙击手打死,土坦克也被炸毁,横陈桥头。“反逆流”岂肯罢休,立即组织各村武斗队大规模渡河作战,捉拿“反复辟”分子,各公社、各大队都瞄准了自己的目标,百十只木船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势,借着水流向东岸划去。东大堤上“7﹒15”的枪声响起,发起狙击战。西大堤也隔河密集还击,掩护渡河战斗员。吴士升手持钢板做的盾牌,单膝跪在船头,不避飞矢,迅速靠进东岸。当他放下盾牌、准备起跳登岸的瞬间,枪响了。迎面飞来的不是单粒子弹,而是雨点般的霰弹!吴士升翻身落水,船上多人受伤。众人一阵惊呼,纷纷下水施救,然后拨转船头,开回西岸。其他驶近东岸的船只,遭遇手榴弹袭击,也都纷纷掉棹。此次渡河作战无功而返,还伤亡了好几位武斗骨干。散弹伤及吴士升的肝肺,命在旦夕。我猜想,肯定是申敬斌见猎枪射程不够,发挥不了作用,便只身近水潜伏,开枪射击了吴士升的船只。他第一次开枪射人,心里害怕,才匆忙离开此地,返回矿上。我忽然想,真是无巧不成书,怎么鬼使神策地让他撞上了他的枪口呢?这不是给我添堵吗?
“老师,俺哥对于您,可以用迷恋来形容。”冬梅恢复平静,像是在评论一位小说中的人物,“他当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兼里庄大队主任以后,有不少挺好的闺女托媒人上门,别说俺爹俺娘,其中有几个连我都看着合适,劝他不要错过。但俺哥不同意。我想,这时候的他,除了真心爱你之外,还滋长了一种强烈的情绪,认为自己一个堂堂造反司令、公社领导干部,连一个喜欢的女人都弄不到手,太窝囊、太没面子了。不瞒您说,他的这种情绪,在我和其他人面前都有所表露。因此,借大兵团攻打河东的机会,他决心要把你抢到手,以显示他的能耐和霸气。”
“我也实话对你说,你哥这种非理智的追求方式,让我很受伤。不过,他错不该死。如果因我而死,我会难过一辈子。”我说,“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医院看看他?”
“姐,这可使不得!”我弟弟极力反对,“眼下河西乱的很,听说上面发话了,夺了权的造反派可以‘文攻武卫’。‘反逆流’追认在武斗中被打死的人为烈士,受伤的享受工伤待遇,以此鼓舞士气,武力攻打不妥协的村庄,打死打伤了不少人。咱村‘反复辟’的干将都出逃了。”
“老师,我也不同意您回去。现在的大桥两头,双方都派人在盘查,发现不是一派的,就逼着人家在一张‘反正’声明上签字画押,才能过关,又回到‘白色恐怖’年代了。”冬梅显然对武斗十分不满,又说,“俺村的吴大傻子被铁砂崩瞎一只眼,说是都怨您,放话还要找您算账呢。老师,北申庄不保险了,还是换个地方躲躲为好。你的心意,我去医院转告俺哥就行了。”
“云海,”我对弟弟说,“你替我陪冬梅去一趟吧。”
解放军对煤矿实行军管,制止了两派武斗,开始抓大联合,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恢复了,但规章制度被批为“管、卡、压” 的资本主义路线,没有恢复,事故不断发生。一出事故,就要在“走资派”、反对派头头和地、富、反、坏、右分子身上找原因,天天揪斗批判。申敬斌原来就是先进生产者,现在参与抢险救灾的机会增多,他也很卖力气,被评为标兵,受到重视。矿上成立了综合利用办公室,吸收职工家属组成服务队,从事装卸火车、拉排子车运送货物等辅助工作。为照顾申敬斌,工段领导让我回村开了张证明信,安排我去当了一名家属工,还在工人村给调剂了两间“干打垒”住房。综合办公室后来改名叫“五﹒七”工厂,我们被称为“五﹒七”工。“五﹒七”工大都是身穿红棉襖的小媳妇儿,除了工资,不享受正式工的任何待遇,干一天能挣一块钱。和生产队比起来,我已经很满足了。咱是从农村来的,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不怕干活,能挣饭吃就行。矿山开展学大庆运动,扩大建设规模,“五﹒七”工厂又招进一批职工子弟。这些小青年的加盟,打破了工厂的平静,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天天发生。为加强管理,搬运队调来一位厉害茬当队长。他是个摔跤手,绰号撂不倒,曾经是矿区的一个好斗角色。他因父亲矿难死亡接班当了正式工,又娶了个满意的媳妇儿,从此改邪归正,当了起重班班长。起重班和机电钳工同在一个大院上班,经常配合施工。因此,撂不倒和申敬斌是关系不错的工友。“五﹒七”工挣的是计件工资,每天都要记工结账,撂不倒只有小学文化,干活的人一多就忙不来了,让我给他帮忙。慢慢地,我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严然是位统计员兼人事员。女人们眼气了,嫉妒了,议论说撂不倒看上了我,或者说我把撂不倒给迷住了。当时火车经常不按预定时间进矿,我和撂不倒不得不半夜爬起来四处找人干活,他也经常夜间送我回家,有关俺俩的绯闻就传开了。撂不倒的媳妇儿叫小翠,比他小三岁,是八级工的女儿,在劳保厂上班。当时八级工的工资有一百多块钱,仅次于矿长,在矿上很有地位,被尊称为“老八级”。趁着混乱那阵,撂不倒凭着能打能斗敢做敢当的风格,把漂亮可人的小翠追到手。但老八级说啥不同意,把小翠关在家里。眼看小翠的肚子鼓了起来,才知已经生米做成了熟饭,不得已给他俩办了喜事,但不允许撂不倒进自己的家门。直到撂不倒当了班长,泰山大人才认可了这位乘龙快婿。撂不倒费劲巴拉好不容易才搞定了心仪的姑娘,对她疼爱有加,我不相信他会对我有啥想法。何况,我比他大三岁,被他一口一个嫂子的叫。申敬斌认为,撂不倒起用我,是像他一样敬慕我是个高中生,另外还和他俩之间的工友情谊有关。回到矿上这些日子,申敬斌脸上的阳光日趋暗淡,神情抑郁,没事就一个人上山打兔子,或关在煤棚里鼓捣枪械,很少和人搭话。这年婆婆20年忌日,我俩回乡烧纸祭奠,他也带着猎枪,准备随时追逐野兔。爷爷说,你们走后,河西的“反逆流”帮助河东的“8﹒18”打败了“7﹒15”,攻占了县城,一举夺取了各级革委会的大权。河西“反逆流”的人过河追查那次枪战的凶手,还来小申庄打听过谁家有猎枪呢,但没人告诉他们。“你不要扛着枪四处招摇了,被他们盯上了不是玩儿的。”爷爷告诫说。申敬斌脸大变,赶紧把枪撺进了柴火垛里。自从出嫁后,我还没有回过娘家。听说河西正在搞批林批孔,促进两派大联合,不再武斗了,我携申敬斌回到久违的陶里庄。新女婿第一次登门, 爷爷还把刚刚被结合进大队班子的族叔请来陪席,宴饮甚欢。席间族叔说到,从吴士升身上扣出一把霰弹,他没有死,成了有功之臣,出院后被任命为公社革委会主任。“四人帮”倒台后,各级党委、党支部恢复工作,组织群众批判“三种人”,吴士升被批为搞派性的打砸抢分子,还和一起人命案有牵连,已经被抓起来了。“咱县文革中被打死、逼死的有400多人,对1000多犯有打砸抢错误的人进行了审查,已经逮捕了40多人,对参加武斗的,还在清查追究呢。”听到这话,申敬斌满头冒汗,一声不吭,好不容易熬到席终,便起身告辞。回到矿上后,申敬斌神态举止大变。他发现周围的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他,找他的茬,甚至图谋杀害他,每次回到家,都要插紧大门,用杠子顶住。“我这辈子就剩你一个人对我好了,千万不要离开我。”有好几次,他把我拥在怀里,可怜兮兮地说。一天,我给工人发工资,办公室里挤满了人。由于天气闷热,我头上的汗“啪哒啪哒”滴在账薄上。撂不倒站在我旁边,摇着蒲扇给我扇风。这时,忽听申敬斌在门口大声喊:“撂不倒,你他娘的给我滚出来!”撂不倒莫名其妙,放下扇子敞着怀就出了屋。我预感不妙,也跟着大伙走出门。“申哥你…”撂不倒一句话还没出口,就见申敬斌顺手抽出一根钢管,冷不丁地迎面朝他刺来!钢管一头削成尖刺,是武斗时当作武器用的,回收后堆在“五﹒七”工厂大院里。“啊!”大家发出一声惊叫。我的腿都软了,差点出溜在地上,浑身哆嗦,想喊都喊不出声来。撂不倒不愧是位练家子,只见他猛然侧身,躲过刺向胸口的钢管,但因太过突然,还是被刮破了肚皮,鲜血直流。他左手握住钢管,右手挥挙击出,被申敬斌扼住手腕。“我警告你,” 申敬斌低声说,“哥不是刘备,不把老婆当衣服,你少打她的主意!”撂不倒回敬道:“嫂子不是潘金莲,兄弟我也不是西门庆,你不要狗血喷人,往自个头上扣绿帽子。”他们读书不多,但对《三国》、《水浒》故事还是耳熟能详的,围观群众有好多也能听出弦外之音。这时惊动了一个人,他就是“五﹒七”工厂的厂长。厂长50多岁,抗日时期参加革命,大家不问其名,都叫他老干部。老干部文化不高,拳脚功夫了得,当过除汉奸、打鬼子的武工队员,经受过战争年代铁与火的考验。文革前,他顶着中层干部的头衔,带领一帮老弱病残回收废品,没人把他当成“走资派”。要说吧,老干部没权没势,却也有辫子可抓。实行离婚不离家那阵,他经不起色欲诱惑,也乘风破浪和农村的发妻离了婚,找了一位小他15岁的大闺女,理由和别人一样,都是“反对封建包办、追求婚姻自由”。不过老干部並没有抛弃故人,每年总要趁节假日回乡看望妻儿,还给小儿子在矿上找了份工作。在村人眼里,他不是陈世美,而是个有情有义的大丈夫。武斗时,两派都封官许愿,聘请他训练武斗队员。“仗早就打够了,想过个安生日子,”老干部对人说,“又不是打鬼子,我才不去淌那一坑混水呢!”为避乱,他径自躲进小山村帮助儿子栽种果木,陪伴发妻。
“你俩都给我松手!”老干部用老虎钳子一般的双手,分别掐住两人的脖颈子,硬是把两只斗红眼的公鸡撕扯开。他顺手扒下撂不倒的褂子,束在他的身上止住流血,对着申敬斌数落道,“别的男人都说自己的孩子好,人家的老婆好;你倒好,光看着自家的老婆好,也不想想,撂不倒守着细皮嫩肉的小媳妇儿还亲不够呢,还刨土挖坑的扯那犊子干啥呀?…神经病!”人们轰的一声笑了。谁都知道,老干部把自己的小媳妇视若掌上明珠,整天哄的她幸福满满。
“还站着干啥?快去医院消消毒包扎一下!”他回头又对着撂不倒喊叫。
“不行!”撂不倒对申敬斌说,“关于我和嫂子的事儿,不管别人怎么嚼舌头,俺家小翠都不当回事儿;经你这么一闹腾,她就当真了,不找我的茬才怪呢。…你得请我喝酒赔不是。”
申敬斌尴尬地愣在那儿,目光扫向我。我急忙答话:“行,星期天晚上,你和小翠在家等着。”到了那天,申庆斌提了两只新打的野兔,撂不倒宰了几只自养的鸽子,老干部约上申敬斌的师父,带着几瓶红薯老白干来到撂不倒的岳父家。几位老少爷们儿就着两盆炖肉互相敬酒、劝酒,开怀畅饮,不时说些矿上见闻,竟然一句也没提起这次酒宴的主旨。我和小翠说说笑笑、灶上灶下忙个不停,也没有想起道歉之类的话。这场风波就这样在男人的杯觥交错之中化解了。
我却受到了伤害。我被调到洗衣班,在这儿干活的都是女人。给我的感觉是,老干部要把我和所有的男人隔离开,以避免引起闲话。“女人是祸水”这句老话应在了我身上。这也罢了,在哪儿干活不是挣口饭吃呀!让我极度伤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此前,矿山子弟学校招聘教师,我报名参加了笔试和试讲,听课的校长和老师都很满意,告诉我等候通知。开学后,一同试讲的两位都去上班了,我还是没有等来通知。有人向我透露说,学校男女教师工作关系密切,怕引起我男人的猜疑,招致禍端,所以最后把我放弃了。当教员很适合我,可以说是我最理想的职业,但却失之交臂、望洋兴叹!我不敢埋怨申敬斌,担心他去学校闹事,只是不愿意答理他。极度失望的情绪笼罩着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也没心思去上班,浑浑噩噩的像是得了一场病。申敬斌吓坏了,急的团团转。我怕影响他的工作,也想调整调整自己的心情,决定回家住上一段时间。十天后,一辆摩托风驰电掣般地开进陶里庄,给我送来一封电报:速回,有要事相商。落款是矿工会。我没有资格参加工会,这份来电肯定和申敬斌有关。果不其然,他又出事了。找我谈话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工会女工部长。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申敬斌得了神经病,需要我帮她康复。他的病是通过一次打架发现的。三天前,他从食堂打了一盒面条,盒盖上还盛着一份炒菜,在饭厅找座位,没察觉把汤匙掉在了地上。走在他身后的职工小胡提醒说:“勺子,勺子——”话音未落,忽见他转身连盒带饭扣在小胡脸上,两人不由分说扭打在一起。此景此情正好被保卫科来吃饭的人撞见,认定是申敬斌寻衅滋事,把他带到保卫科审问。
“老师,俺哥对于您,可以用迷恋来形容。”冬梅恢复平静,像是在评论一位小说中的人物,“他当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兼里庄大队主任以后,有不少挺好的闺女托媒人上门,别说俺爹俺娘,其中有几个连我都看着合适,劝他不要错过。但俺哥不同意。我想,这时候的他,除了真心爱你之外,还滋长了一种强烈的情绪,认为自己一个堂堂造反司令、公社领导干部,连一个喜欢的女人都弄不到手,太窝囊、太没面子了。不瞒您说,他的这种情绪,在我和其他人面前都有所表露。因此,借大兵团攻打河东的机会,他决心要把你抢到手,以显示他的能耐和霸气。”
“我也实话对你说,你哥这种非理智的追求方式,让我很受伤。不过,他错不该死。如果因我而死,我会难过一辈子。”我说,“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医院看看他?”
“姐,这可使不得!”我弟弟极力反对,“眼下河西乱的很,听说上面发话了,夺了权的造反派可以‘文攻武卫’。‘反逆流’追认在武斗中被打死的人为烈士,受伤的享受工伤待遇,以此鼓舞士气,武力攻打不妥协的村庄,打死打伤了不少人。咱村‘反复辟’的干将都出逃了。”
“老师,我也不同意您回去。现在的大桥两头,双方都派人在盘查,发现不是一派的,就逼着人家在一张‘反正’声明上签字画押,才能过关,又回到‘白色恐怖’年代了。”冬梅显然对武斗十分不满,又说,“俺村的吴大傻子被铁砂崩瞎一只眼,说是都怨您,放话还要找您算账呢。老师,北申庄不保险了,还是换个地方躲躲为好。你的心意,我去医院转告俺哥就行了。”
“云海,”我对弟弟说,“你替我陪冬梅去一趟吧。”
解放军对煤矿实行军管,制止了两派武斗,开始抓大联合,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恢复了,但规章制度被批为“管、卡、压” 的资本主义路线,没有恢复,事故不断发生。一出事故,就要在“走资派”、反对派头头和地、富、反、坏、右分子身上找原因,天天揪斗批判。申敬斌原来就是先进生产者,现在参与抢险救灾的机会增多,他也很卖力气,被评为标兵,受到重视。矿上成立了综合利用办公室,吸收职工家属组成服务队,从事装卸火车、拉排子车运送货物等辅助工作。为照顾申敬斌,工段领导让我回村开了张证明信,安排我去当了一名家属工,还在工人村给调剂了两间“干打垒”住房。综合办公室后来改名叫“五﹒七”工厂,我们被称为“五﹒七”工。“五﹒七”工大都是身穿红棉襖的小媳妇儿,除了工资,不享受正式工的任何待遇,干一天能挣一块钱。和生产队比起来,我已经很满足了。咱是从农村来的,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不怕干活,能挣饭吃就行。矿山开展学大庆运动,扩大建设规模,“五﹒七”工厂又招进一批职工子弟。这些小青年的加盟,打破了工厂的平静,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天天发生。为加强管理,搬运队调来一位厉害茬当队长。他是个摔跤手,绰号撂不倒,曾经是矿区的一个好斗角色。他因父亲矿难死亡接班当了正式工,又娶了个满意的媳妇儿,从此改邪归正,当了起重班班长。起重班和机电钳工同在一个大院上班,经常配合施工。因此,撂不倒和申敬斌是关系不错的工友。“五﹒七”工挣的是计件工资,每天都要记工结账,撂不倒只有小学文化,干活的人一多就忙不来了,让我给他帮忙。慢慢地,我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严然是位统计员兼人事员。女人们眼气了,嫉妒了,议论说撂不倒看上了我,或者说我把撂不倒给迷住了。当时火车经常不按预定时间进矿,我和撂不倒不得不半夜爬起来四处找人干活,他也经常夜间送我回家,有关俺俩的绯闻就传开了。撂不倒的媳妇儿叫小翠,比他小三岁,是八级工的女儿,在劳保厂上班。当时八级工的工资有一百多块钱,仅次于矿长,在矿上很有地位,被尊称为“老八级”。趁着混乱那阵,撂不倒凭着能打能斗敢做敢当的风格,把漂亮可人的小翠追到手。但老八级说啥不同意,把小翠关在家里。眼看小翠的肚子鼓了起来,才知已经生米做成了熟饭,不得已给他俩办了喜事,但不允许撂不倒进自己的家门。直到撂不倒当了班长,泰山大人才认可了这位乘龙快婿。撂不倒费劲巴拉好不容易才搞定了心仪的姑娘,对她疼爱有加,我不相信他会对我有啥想法。何况,我比他大三岁,被他一口一个嫂子的叫。申敬斌认为,撂不倒起用我,是像他一样敬慕我是个高中生,另外还和他俩之间的工友情谊有关。回到矿上这些日子,申敬斌脸上的阳光日趋暗淡,神情抑郁,没事就一个人上山打兔子,或关在煤棚里鼓捣枪械,很少和人搭话。这年婆婆20年忌日,我俩回乡烧纸祭奠,他也带着猎枪,准备随时追逐野兔。爷爷说,你们走后,河西的“反逆流”帮助河东的“8﹒18”打败了“7﹒15”,攻占了县城,一举夺取了各级革委会的大权。河西“反逆流”的人过河追查那次枪战的凶手,还来小申庄打听过谁家有猎枪呢,但没人告诉他们。“你不要扛着枪四处招摇了,被他们盯上了不是玩儿的。”爷爷告诫说。申敬斌脸大变,赶紧把枪撺进了柴火垛里。自从出嫁后,我还没有回过娘家。听说河西正在搞批林批孔,促进两派大联合,不再武斗了,我携申敬斌回到久违的陶里庄。新女婿第一次登门, 爷爷还把刚刚被结合进大队班子的族叔请来陪席,宴饮甚欢。席间族叔说到,从吴士升身上扣出一把霰弹,他没有死,成了有功之臣,出院后被任命为公社革委会主任。“四人帮”倒台后,各级党委、党支部恢复工作,组织群众批判“三种人”,吴士升被批为搞派性的打砸抢分子,还和一起人命案有牵连,已经被抓起来了。“咱县文革中被打死、逼死的有400多人,对1000多犯有打砸抢错误的人进行了审查,已经逮捕了40多人,对参加武斗的,还在清查追究呢。”听到这话,申敬斌满头冒汗,一声不吭,好不容易熬到席终,便起身告辞。回到矿上后,申敬斌神态举止大变。他发现周围的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他,找他的茬,甚至图谋杀害他,每次回到家,都要插紧大门,用杠子顶住。“我这辈子就剩你一个人对我好了,千万不要离开我。”有好几次,他把我拥在怀里,可怜兮兮地说。一天,我给工人发工资,办公室里挤满了人。由于天气闷热,我头上的汗“啪哒啪哒”滴在账薄上。撂不倒站在我旁边,摇着蒲扇给我扇风。这时,忽听申敬斌在门口大声喊:“撂不倒,你他娘的给我滚出来!”撂不倒莫名其妙,放下扇子敞着怀就出了屋。我预感不妙,也跟着大伙走出门。“申哥你…”撂不倒一句话还没出口,就见申敬斌顺手抽出一根钢管,冷不丁地迎面朝他刺来!钢管一头削成尖刺,是武斗时当作武器用的,回收后堆在“五﹒七”工厂大院里。“啊!”大家发出一声惊叫。我的腿都软了,差点出溜在地上,浑身哆嗦,想喊都喊不出声来。撂不倒不愧是位练家子,只见他猛然侧身,躲过刺向胸口的钢管,但因太过突然,还是被刮破了肚皮,鲜血直流。他左手握住钢管,右手挥挙击出,被申敬斌扼住手腕。“我警告你,” 申敬斌低声说,“哥不是刘备,不把老婆当衣服,你少打她的主意!”撂不倒回敬道:“嫂子不是潘金莲,兄弟我也不是西门庆,你不要狗血喷人,往自个头上扣绿帽子。”他们读书不多,但对《三国》、《水浒》故事还是耳熟能详的,围观群众有好多也能听出弦外之音。这时惊动了一个人,他就是“五﹒七”工厂的厂长。厂长50多岁,抗日时期参加革命,大家不问其名,都叫他老干部。老干部文化不高,拳脚功夫了得,当过除汉奸、打鬼子的武工队员,经受过战争年代铁与火的考验。文革前,他顶着中层干部的头衔,带领一帮老弱病残回收废品,没人把他当成“走资派”。要说吧,老干部没权没势,却也有辫子可抓。实行离婚不离家那阵,他经不起色欲诱惑,也乘风破浪和农村的发妻离了婚,找了一位小他15岁的大闺女,理由和别人一样,都是“反对封建包办、追求婚姻自由”。不过老干部並没有抛弃故人,每年总要趁节假日回乡看望妻儿,还给小儿子在矿上找了份工作。在村人眼里,他不是陈世美,而是个有情有义的大丈夫。武斗时,两派都封官许愿,聘请他训练武斗队员。“仗早就打够了,想过个安生日子,”老干部对人说,“又不是打鬼子,我才不去淌那一坑混水呢!”为避乱,他径自躲进小山村帮助儿子栽种果木,陪伴发妻。
“你俩都给我松手!”老干部用老虎钳子一般的双手,分别掐住两人的脖颈子,硬是把两只斗红眼的公鸡撕扯开。他顺手扒下撂不倒的褂子,束在他的身上止住流血,对着申敬斌数落道,“别的男人都说自己的孩子好,人家的老婆好;你倒好,光看着自家的老婆好,也不想想,撂不倒守着细皮嫩肉的小媳妇儿还亲不够呢,还刨土挖坑的扯那犊子干啥呀?…神经病!”人们轰的一声笑了。谁都知道,老干部把自己的小媳妇视若掌上明珠,整天哄的她幸福满满。
“还站着干啥?快去医院消消毒包扎一下!”他回头又对着撂不倒喊叫。
“不行!”撂不倒对申敬斌说,“关于我和嫂子的事儿,不管别人怎么嚼舌头,俺家小翠都不当回事儿;经你这么一闹腾,她就当真了,不找我的茬才怪呢。…你得请我喝酒赔不是。”
申敬斌尴尬地愣在那儿,目光扫向我。我急忙答话:“行,星期天晚上,你和小翠在家等着。”到了那天,申庆斌提了两只新打的野兔,撂不倒宰了几只自养的鸽子,老干部约上申敬斌的师父,带着几瓶红薯老白干来到撂不倒的岳父家。几位老少爷们儿就着两盆炖肉互相敬酒、劝酒,开怀畅饮,不时说些矿上见闻,竟然一句也没提起这次酒宴的主旨。我和小翠说说笑笑、灶上灶下忙个不停,也没有想起道歉之类的话。这场风波就这样在男人的杯觥交错之中化解了。
我却受到了伤害。我被调到洗衣班,在这儿干活的都是女人。给我的感觉是,老干部要把我和所有的男人隔离开,以避免引起闲话。“女人是祸水”这句老话应在了我身上。这也罢了,在哪儿干活不是挣口饭吃呀!让我极度伤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此前,矿山子弟学校招聘教师,我报名参加了笔试和试讲,听课的校长和老师都很满意,告诉我等候通知。开学后,一同试讲的两位都去上班了,我还是没有等来通知。有人向我透露说,学校男女教师工作关系密切,怕引起我男人的猜疑,招致禍端,所以最后把我放弃了。当教员很适合我,可以说是我最理想的职业,但却失之交臂、望洋兴叹!我不敢埋怨申敬斌,担心他去学校闹事,只是不愿意答理他。极度失望的情绪笼罩着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也没心思去上班,浑浑噩噩的像是得了一场病。申敬斌吓坏了,急的团团转。我怕影响他的工作,也想调整调整自己的心情,决定回家住上一段时间。十天后,一辆摩托风驰电掣般地开进陶里庄,给我送来一封电报:速回,有要事相商。落款是矿工会。我没有资格参加工会,这份来电肯定和申敬斌有关。果不其然,他又出事了。找我谈话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工会女工部长。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申敬斌得了神经病,需要我帮她康复。他的病是通过一次打架发现的。三天前,他从食堂打了一盒面条,盒盖上还盛着一份炒菜,在饭厅找座位,没察觉把汤匙掉在了地上。走在他身后的职工小胡提醒说:“勺子,勺子——”话音未落,忽见他转身连盒带饭扣在小胡脸上,两人不由分说扭打在一起。此景此情正好被保卫科来吃饭的人撞见,认定是申敬斌寻衅滋事,把他带到保卫科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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