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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那上下两联下面各添一字，令人骇然：
　　
　　云卷千峰色暗
　　泉和万簌吟悲
　　
　　以为看花了眼，擦眼再看时“暗”、“悲”二字看准了，笔力猷劲，非练武之人无此力道；过一会，“暗”、“悲”二字却又隐去。他心知不好，来承德已为时不短，而奕和洋人如何勾搭，怎样议和，虽知大概情况，难知底细就里，只觉得不日要出大事，遂令御林军官兵加强防范，又与其他大臣商议当前对策。
　　肃顺何等精明之人，认定此添字人必是爱国高士，前来预告奕訢异动之事。凭他这几年的观察，认定奕訢是一个可怕人物，他与洋人如何勾搭，怎样议和，只知表象和大概，不知底细和黑幕。他觉得不日必出大事，遂叫御林军官兵加强防范，又与其他大臣商议当前对策。
　　肃顺的担心不是多余，奕那里果然正在谋生事端。
　　清廷的内政外交政策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故实际政治重心在北京。换言之，皇帝已无多少权力，中央权力被洋人控制了大半。
　　北京既是实际上的政治重心，则奕则成了洋人的“核心”走狗。
　　奕居此重要地位，咸丰无奈他何。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时，在咸丰帝面前，奕主和，肃顺主战，咸丰御前不能决。这咸丰帝乃一个病病歪歪的无能之辈，当得好什么皇帝？1859年，肃顺与俄使伊格纳切夫谈判，斥责其侵略要求，把末经互换的《瑷珲条约》文本掷于桌上，宣布这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但俄国人不依不饶，咸丰帝只得派奕屈辱议和了事。
　　现在，奕的总理衙门得到洋人认可，奕的胆气就更壮了。
　　何谓“总理衙门”？说来话长。
　　奕訢祭起一个法宝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鸦片战争前，清廷夜郎自大，视自己为天朝，称邻国为外藩，遂设“理藩院”。清廷认为同外国的关系仅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也”。俄国使臣来华，沿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各国均由礼部接待办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两广总督专办与欧美国家的交涉，特加钦差大臣头衔，称“五口通商大臣”。《北京条约》订立后，各国在华设使馆、驻使节。洋人认为地方总督无权处理涉外事务，多次要求建立专门机构。
　　此时，奕想成立“总理衙门”，便派人到洋主子那里去摸底。英使馆秘书威妥玛闻讯甚为欢悦，认为此举是他们长期求之不得的。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中外各国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
　　1860年11月，英法联军依约从北京撤走，使亦大喜过望，遂上奏折曰：“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议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劝咸丰帝尽可放心回銮。他的目的很明显：让咸丰摆脱肃顺一派的控制。肃顺一派，包括咸丰本人在内，对外国侵略者疑虑很深，认为一旦回京，洋人又来挟制，必将去而复返，一再逃亡，未免不成体统；以此为由一再拖延回銮时日，目的是在行宫继续掌握权力。
　　在两派斗争中，洋人毫不掩饰对肃顺一派的厌恶，而对奕则寄予厚望。
　　1861年1月，奕见咸丰不肯回銮，便又送上一奏折，求建总理衙门：“近年各路军机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以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
　　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成立后，分英、俄、法、美四股。英国股协办英国、奥地利两国交涉及各口通商、关税事务；俄国股协办俄、日两国交涉及陆路通商、边防、疆界事务；法国股协办法、荷、西班牙、巴西四国的交涉、保护教民及招用华工；美国股协办美、德、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丹麦、比利时、葡萄牙的交涉及海防、保护华工诸事务。
　　总理衙门的组织体制，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官员分总理和章京两级。总理大臣由恭亲王奕担任，即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则由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中指派人员委任，统称“总署大臣”。建立初，咸丰帝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充任总署大臣，以后大臣官数略有增加，经常为七、八人，多时十余人。章京分为四级，从内阁、部院、军机处的官员中挑选，最初满汉各8人，以后人数逐渐增加。
　　总署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最初两洋大臣为专职，由买办化的官僚薛焕、崇厚任职；后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管理长江及江苏以南沿海各省通商口岸，驻上海，后移南京。北洋通商大臣管理北方各通商口岸，驻天津。
　　总署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到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成为清廷的重要决策机构。它一成立，就正式委任英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1863年李泰国离任回国，由英人赫德继任达40年之久。总署首任事务大臣均为清朝贵族，且与洋人关系密切。这样，就使得总理衙门成了外国侵略者控制清廷的总枢纽，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个表现。
　　总理衙门存在了四十年，其间，奕任首席大臣28年，庆亲王奕劻任12年，直到1901年据《辛丑条约》第12款规定，改为外务部为止，但外务部仍居6部之首。
　　总理衙门一开张，洋人纷纷来捧场。1861年3月，法使布尔布隆、英使普鲁斯从天津到北京设立使馆。几个月以后，俄使巴留捷克也到北京。从此，外国对清廷中以奕为代表的这一派势力积极地加以支持和培植，寄予极大的期望。
　　走狗为洋人而走，洋人岂有不乐之理！
　　奕和他的一帮人，不懂外文，不懂外交，既愚昧，又反动，事事依赖洋人，洋人也乐得“帮助”他们，让他们更多地卖国，而洋人则无端得利，而总理衙门就成了专办丧权辱国“事务”的屈辱外交机构。
　　奕主署28年，卖国之罪行罄竹难书。
　　1861年，法国传教士罗安当从总署领得到南昌传教的执照，便向南昌地方当局勒索地盘、房产。南昌当局升炮开户门，按督抚相见之仪隆重接待。罗安当上有总署特许，下有地方当局的庇护，在南昌更加蛮横，强占土地、铺面，虐待女婴，因而当地群众捣毁了他的教堂和“育婴公堂”。事件发生后，总署竟屈服于法国公使的恫吓，拨款赔偿，修建教堂，禁止人民的反教斗争，并特许罗安当到南昌、九江等地传教。
　　沙俄依据《北京条约》，坚持按照对俄有利的俄文译本解释沙兵达马哈界碑的国界线向西南划，又坚持按照对俄有利的中文本解释“常驻卡伦”（卡伦即哨所）为“固定卡伦”，要求拆除“前线卡伦”和“一外线卡伦”，国界线按“常驻卡伦”划分。不懂外文的清廷外交官员，被沙俄欺骗了。
　　更有甚者，奕訢竟让美国公使蒲安臣总揽了中国外交大权。